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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人类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绝望和彻底不可救药,另一条通向完全灭绝,就让我们祈祷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做出正确选择吧。顺便说一句,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劳而无功的感觉,而是抱定一种信念,即活着绝对没有意义。这种能让人恐慌的信念容易被错误解释成悲观主义,不是的,它只是对现代人困境的一种正常的焦虑感。(此处所说的“现代人”,定义为出生于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之后,但是在《我想握住你的手》热门唱片问世前)这一“困境”可以用两种方式之一来表述,但某些语言哲学家更倾向于把它缩减为一个数学方程式,这样可以轻易解出,甚至放进钱包随身携带。

用最简单的方式说,问题就是:“怎么可能在一个有我这样的腰身和衬衫号码的有限世界上寻求意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们意识到科学已经让我们失望。确实,它征服了多种疾病,破解了遗传密码,甚至把人送上了月球,但是把一个80岁老头和两个18岁的鸡尾酒会女招待留在同一个房间内,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真正的问题一直没变。说到底,透过显微镜能看到人的灵魂吗?可能吧——不过你必定需要一台很好的,带两个目镜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的脑袋也比不上一只蚂蚁的。确实,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许多亲戚是这样,不过我们只用在婚礼或者别的特殊场合忍受他们。科学是我们一直得依赖的,我胸口疼的话,就得去透视。可是如果透视的辐射引起更严重的毛病怎么办?我还不明白呢,就要被开刀了。他们给我吸氧时,一个实习医生决定点一根烟,这也属正常。可接下来你知道的,就是我身穿病号服像枚火箭一样掠过世贸中心。这是科学吗?确实,科学教会了我们怎样对奶酪灭菌。同样正确的是,在有男有女的一群人中间是有意思的——可是氢弹又当如何?你看到过书桌上偶然掉下一个那种玩意儿会有什么后果吗?还有,当人们思考永恒的谜题时,科学又在哪里?宇宙是怎样起源的?已经存在多久了?是从一次爆炸,还是凭上帝的一句话开始的?如果是后者,他难道不可以稍微提早两星期,好趁天气更暖和的时候?我们说人不免一死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句好听话嘛。

不幸的是,宗教也让我们失望。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愉快地写到“永远保持清醒”,但是做到这点根本不容易,特别在读萨克雷的作品时。我经常在想,早期人们肯定过的是很令人鼓舞的生活,因为他相信存在一个强有力和仁慈的创造者,会照顾万物。可以想象一下他看到自己的妻子长胖时有多么失望。当然,一个现代人不具有这种平和心态。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信仰危机中,他被我们时髦地称为“被疏离者”。他见识过战争带来的灾难,也了解天灾,去过单身酒吧。我的朋友雅克·莫诺德经常谈起宇宙的无序性,他相信存在的一切之所以出现,完全是碰巧,只有他的早餐可能是个例外,他觉得那肯定是由他的管家所做。不用说,相信存在神秘的上帝就能带来平静的心态,但这并不能把我们从人类的责任中解脱出来。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对。有趣的是,对我而言,我与野生动物园分享这一荣誉。由于不相信有上帝,我们所做的,是奉技术为上帝。然而当跟我关系最好的同事耐特·齐普斯基把一辆崭新的别克汽车开进了美味鸡肉店,导致几百位顾客四散奔逃时,真正的答案也是技术?我的烤面包片机4年来一次也没有正常工作过。我按照说明使用,往槽里面放两片面包,几秒钟后,面包片像子弹一样往上弹出,有次打破了我深爱的一个女孩的鼻子。我们要依靠螺钉螺母以及电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吗?没错,电话是个好东西——还有电冰箱——还有空调。但不是每台空调,例如,我妹妹海妮家的就不行。她的空调噪音很大,而且不制冷,修理工来修过后更糟糕了。无论是那个样子,还是修理工,都告诉她需要换台新的。她投诉时,他说别烦他。这个男人是真正被疏离的。他不仅被疏离,而且大笑得停不下来。

麻烦在于,我们的领袖未能让我们充分准备好迎接一个机械化的社会。不幸的是,我们的政治家要么不称职,要么腐败。有时一天之内两种情形均有。政府对小人物的需要不管不问。假如你身高不到5英尺7英寸,打电话不可能找到你们选区的国会议员。我不否认民主仍是最好的治国形式,至少在民主政治下,公民自由得到保护,没有一个公民会被随意折磨、拘禁或强迫在某部百老汇戏剧中从头坐到尾。但这仍然与苏联那里所发生的有天壤之别。在他们的极权主义政制下,一个人仅仅是被抓到吹口哨,就被判处进劳改营30年。如果15年后他还吹,他们就把他枪毙掉。与这种残酷的法西斯做法同时出现的,还有它的侍女——恐怖主义。历史上没有哪个时候,人们会如此害怕用刀割他的牛肉块,因为担心它会爆炸。暴力衍生更多暴力,据估计到1990年,绑架将成为社会相互影响的主要形式。人口过多将导致问题恶化至濒于爆发的程度。数字显示,地球上的人数已超过搬动最重的钢琴的所需人数。如果我们不停止生育,到了2000年,将会没有地方就餐,除非你愿意把桌子放到陌生人的头顶上。那么我们吃饭时,他们就得一小时保持不动。当然,能源将会短缺,每辆小汽车的车主能得到的汽油只够把车倒几英寸。

我们不去面对这些挑战,却转向像毒品和性爱这些分散注意力之事。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分纵容的社会中,色情产品从来不像现在这样遍地都是,而且那种电影里的照明真是差劲!我们是缺乏明确目标的人,从来没能学会去爱。我们缺少领袖和一致的计划,没有精神中心,在宇宙中随波逐流,出于挫折感和痛苦,互相施以骇人听闻的暴力。幸好,我们还没有失去分寸感。总而言之,未来显然机会无限,也有陷阱,窍门在于避开陷阱,抓住机会,并在6点钟前回家。

伍迪·艾伦 著

孙仲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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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仲旭

孙仲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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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仲旭(Luke),1973年生,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现供职于广州某航运公司,业余从事文学翻译,已出版译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门萨的娼妓》、《有人喜欢冷冰冰》、《麦田里的守望者》、《梦想家彼得》等27种(包括6种再版书)。 译作目录:http://book.douban.com/doulist/14076/ 译文小集:http://www.douban.com/note/3410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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