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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
孙仲旭 译

不久前,鲍里斯给过我一个地址,在白袍区的市场街。在信上,他只是写了一句:“形势发展得还不算太坏。”我以为他回到了斯克里布酒店,每天都能拿一百法郎。我满怀希望,也纳闷我怎么会这么笨,没有早点去找他。我想象自己进了一间工作舒适的餐馆,快乐的厨师一面往平底锅里打鸡蛋,一面唱情歌,我每天吃五顿大餐。想着就快挣工资了,我甚至大手大脚地花两法郎半买了包蓝高卢烟。

上午,我走路去了白袍区的市场街。我吃惊地发现那是条位于贫民窟的小街,跟我住的那条一样糟糕。鲍里斯所住的旅馆是这条街上最脏的。从阴暗的门道里,飘来一股酸臭味,泔水味再加上合成杂烩汤味——是西普杂烩汤,二十五生丁一袋。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喝西普杂烩汤的人是正在饿肚子或接近饿肚子的人,鲍里斯每天挣一百法郎,可能吗?老板板着脸坐在账房里,他跟我说,对,那个俄国佬没出去——在顶楼。我爬了六层狭窄而且绕来绕去的楼梯,越往上走,西普杂烩汤味越浓。敲门鲍里斯没来开,我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是个顶楼间,十英尺见方,只有天窗透进光来,里面的家具只是一张窄窄的床架、一张椅子和坏了一根腿的洗脸盆架。床上方的墙上,臭虫排成一个长长的S形,正在缓慢行进。鲍里斯光着身子在床上睡觉,大肚子在肮脏的床单下隆成一个小丘,他的胸脯上有臭虫咬的痕迹。我进去时他醒了,揉揉眼睛,声音低沉地哼哼着。

“天哪!”他叫道,“噢,天哪,我的脊梁!该死,我看我的脊梁是断掉了!”

“怎么回事?”我失声叫道。

“我的脊梁断掉了,没别的。我昨天晚上睡在地板上。噢,天哪!但愿你知道我的脊梁是啥感觉!”

“亲爱的鲍里斯,你病了吗?”

“不是病,只是饿——对,这样再拖下去就饿死了。除了要睡在地板上,我每天只靠两法郎活着,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要命。你来得不是时候啊,我的朋友。”


再去问鲍里斯是不是在斯克里布酒店有活干,好像没多大用了。我赶紧下楼买了块面包。鲍里斯扑向面包,一下子啃掉一半,之后才感觉好了点。他在床上坐起来,跟我说了他是怎么回事。他出院后没能找到活干,因为他的腿还是很瘸,钱全花光了,东西也当光了,最后一连几天没吃上东西。他在奥斯特里茨桥下的码头上睡过一周,四周摆着几个空酒桶。过去两周,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跟一个犹太人——是个技工——一起住。好像(说来颇为复杂)是那个犹太人欠鲍里斯三百法郎,还钱方式是让鲍里斯睡地上,另外每天还给他两法郎买东西吃。两法郎够买一杯咖啡加三个小圆面包。那个犹太人每天早上七点钟去干活,然后鲍里斯就离开睡觉的地方(在天窗下面,漏雨)到床上去。就算到了床上,因为有臭虫,他还是睡不了多久,不过可以在睡了一晚上地板后歇一歇背。

这真叫人大失所望。我来找鲍里斯是想让他帮我,却发现他比我还惨。我跟他解释我只有六十法郎左右,得马上找份活干。到这时,鲍里斯已经把余下的面包消灭了,情绪振作了一点,也变得爱说话。他漫不经心地说:

“天哪,你担心个啥?六十法郎——嗬,是笔巨款呐!请把鞋子递过来,朋友。等那些臭虫爬到我手边,我要拍死它几只。”

“可是你觉得有机会找到活干吗?”


“机会?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际上,我已经找到了。再过几天,商业街上有间俄国餐馆就要开张了,说好我去当侍者领班,我随便就能给你在厨房找份活。一个月五百法郎,管吃饭——走运的话,还有小费拿呢。”

“可是这会儿呢?我很快就得付房租了。”


“噢,咱们会有办法的。我还留了几张牌没出呢。比方说,有人欠我钱——在巴黎,这种人太多了,其中有一个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还清我的账。再想想有那么多女人跟我好过!女人永远不忘情,你也知道——只要我开口,她们就会帮我。另外,那个犹太佬跟我说他要从他干活的那间修车厂里偷几台磁发电机,他让咱们清洗一下他再拿去卖掉,每天给咱们五法郎。光是这样,就够养活咱俩的了。千万别担心了,我的朋友。弄到钱,这是天下最容易的事。”

“好吧,那咱们这会儿就出去找活干吧。”

“等会儿,我的朋友。咱们不会饿死的,别怕。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有几十次过得比现在还惨。只是个坚持的问题。记住福煦的格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过了中午鲍里斯才决定起床。他现在只剩下一套衣服,有一件衬衫,一条硬领、领带,一双已经几乎穿破的鞋子,一双上面全是洞的袜子。他还有件大衣,万不得已时才会当掉。他有一个衣箱,是个硬纸板做的破玩意儿,值二十法郎,可是很重要,因为旅馆老板想着里面全是衣服——要不是有那个衣箱,他大概早就把鲍里斯扫地出门了。衣箱里装的,实际上是勋章和照片、零七杂八的玩意儿和一大扎一大扎的情书。尽管如此,鲍里斯还是总能把外表收拾得很体面。他用一个已经用了两个月的刀片刮脸,不用肥皂,领带打得看不出上面的洞,仔细用报纸堵住鞋子上的眼。最后,穿好衣服后,他拿出一瓶墨水把袜子洞露出来的皮肤涂黑。等他打扮停当后,你想像不到他最近还在塞纳河上的桥下睡觉呢。

我们去了里沃利街的一间小咖啡馆,那里是个酒店经理跟雇工见面的地方,很出名。咖啡馆靠里面是个光线阴暗的房间,像是山洞,坐了各种各样的酒店人手:衣着光鲜的侍者,别人衣着没那么光鲜,而且显然在挨饿,有面色粉红的胖厨师,身上油乎乎的洗碗工,神态憔悴的擦洗女人,每个人面前都放了杯没碰过的黑咖啡。实际上,那地方是个职业介绍所,买饮料花的钱就是给老板的佣金。有时,一个看样子像是有身份的胖子——显然是个开餐馆的——走进来跟酒保说话,酒保会叫咖啡馆靠后面那里的某个人,可是他一直没叫我和鲍里斯。我们待了两个钟头后走了,因为规矩是买一杯饮料,只能待两个钟头。后来为时已晚时,我们才得知窍门在于给酒保塞钱,你出得起二十法郎的话,他一般都能给你找到活干。

我们去了斯克里布酒店,在人行道上等了一个钟头,指望经理会出来,可他一直没出来。之后我们脚步沉重地去了商业街,却看到那间正在装修的餐馆关着门,老板不在。这时已经是晚上。我们在人行道上走了十四公里,很累,不得不花一个半法郎搭地铁回家。鲍里斯腿瘸,走路对他是种痛苦。随着那天越来越晚,他越来越消沉。等到从意大利宫车站出来后,他已经绝望,转口说去找活干纯属白费力气——根本没用,只能试试犯法了。

“宁可去抢,也别饿死,我的朋友。我经常这么打算。挑个有钱的美国胖子——在蒙巴纳斯区路上哪个黑古隆咚的拐角——用袜子包着一块鹅卵石——砰!翻完他的口袋就跑掉。能干成,你不觉得吗?我不怕——我当过兵,你记住了。”

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容易暴露。

我们回到我的房间后,又花了一个半法郎买面包和巧克力。鲍里斯狼吞虎咽地把他那份吃完,奇迹般马上高兴起来。似乎食物对他全身所起功用,相当于喝了一杯鸡尾酒。他拿出一杆铅笔开始列名单,那些人大概能给我们找到活干,有几十个。鲍里斯说:
   
“咱们明天就能找到事儿,我的朋友,我有预感会时来运转,再说,咱俩都有脑子——个人有脑子就饿不着嘛。

“有脑子啥事都好办!就凭脑子,干啥都能挣到钱。我以前有个朋友,波兰人,真的是个天才。猜他怎么着?他会买一个金戒指,当十五法郎。然后——你晓得填当票的店员有多马虎——在店员写了‘金质’的地方,他添上‘镶钻石’这几个字,然后把‘十五法郎’改成‘一万五’。干得漂亮,是吧?然后,你瞧,他拿当票去抵押,借到一万法郎。我说有脑子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晚上后来,鲍里斯一直满怀希望,说要是我们一起去尼斯或者比亚里茨当侍者的话会怎么样:住漂亮的房间,挣的钱也足够养个相好的。他累得没力气再走三公里回他所住的旅馆,晚上就睡在我的房间的地板上,外套裹着鞋当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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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仲旭

孙仲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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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仲旭(Luke),1973年生,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现供职于广州某航运公司,业余从事文学翻译,已出版译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门萨的娼妓》、《有人喜欢冷冰冰》、《麦田里的守望者》、《梦想家彼得》等27种(包括6种再版书)。 译作目录:http://book.douban.com/doulist/14076/ 译文小集:http://www.douban.com/note/3410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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