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旭 译

（在能引起人们更多思考的杂志中，有一本刊登过如下的意见往来，其中费边·普劳特尼克——我们思维最为高明的餐馆评论家——品评了第二大道上的法布里西奥维拉诺瓦餐馆，照例引起一些深刻的反响）

意大利面食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淀粉的一种表达，法布里西奥餐馆的厨师马里奥·斯皮内利对其理解颇深。斯皮内利不急不躁地揉面。顾客坐在那里分泌唾液之时，他令他们的紧张感愈来愈强。他所做的细扁面条尽管扭曲并顽皮到了恶作剧的程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巴尔齐诺，他曾将细扁面条用做一种社会变革工具，这已无人不知。区别是在巴尔齐诺的餐馆，顾客被引导期望吃到白色细扁面条，而且能如愿以偿。但是在法布里西奥餐馆这里，顾客吃到的是绿色细扁面条。为什么？全都似乎如此缺乏理由。作为顾客，我们对这一变化没有准备。因此，绿色面条并不会让我们觉得有意思。它令人不安，但这种效果并非厨师的本意。另一方面，扁面条的味道很好，根本不具有说教性。确实，它有种无处不在的马克思主义特点，却被调味汁所掩盖。多年来，斯皮内利一直是忠诚的意大利共产党员，曾经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巧妙地包含于意大利式饺子中，从而在拥护共产主义方面取得过巨大成功。

我这餐饭从餐前小食开始，一开始似乎没有目的，然而当我更专注于凤尾鱼时，寓意便明晰起来。通过把黑色的橄榄当做令人无法忍受的对人生有限的暗示，斯皮内利是想说餐前小食便代表了全部人生吗？如果是这样，芹菜呢？这种省略是有意为之的吗？在雅各贝利餐馆，餐前小食只有芹菜。不过雅各贝利是极端派，他想让我们注意生命的荒谬性。谁又能忘了他的蒜味明虾呢？以蒜汁浸透的4只虾的摆放方式在说明我们卷入越战方面，比无数以此为主题的书本表达得更多。这在当时表达了一种多么强烈的愤慨！但如今跟吉诺·菲诺奇（在吉诺维苏威餐馆）的嫩煎小牛肉比起来就算是一般了。菲诺奇的这道菜是令人震惊的6英尺长的一片小牛肉，上面还粘着条黑纱。（菲诺奇做小牛肉总是比做鸡或鱼要好。《时代》杂志刊登关于罗伯特·劳申伯格的封面故事时，未提到菲诺奇是一件大不该的疏忽。）斯皮内利不像先锋派厨师，他很少走极端。他会迟疑，就像对他所做的冰淇淋那样，等到端上来时，当然已经融化。斯皮内利的风格中总有一定的尝试性——特别在做蛤肉面时。（接受心理分析前，斯皮内利很害怕蛤。他受不了撬开一个蛤，被迫往里看时，曾经昏倒过。他早期试图做蛤肉面时，只用“蛤肉代用品”。他用过花生和橄榄，最后在垮掉前，还用过小橡皮擦。）

法布里西奥餐馆里有趣的一点，是斯皮内利所做的帕尔玛干酪制无骨鸡。这道菜名有讽刺意义，因为他往鸡肉里另外填了些骨头，似乎是说千万别咽得太快或者粗心地生活。由于要从嘴里不停取出骨头并放到盘子上，让人们在吃这道菜时，会发出一种怪异的声音。人们马上会想到韦勃恩，他似乎一直体现在斯皮内利的烹艺中。罗伯特·克拉夫特在写斯特拉文斯基时，有趣地提到了勋伯格对斯皮内利的沙拉的影响和斯皮内利对斯特拉文斯基的《D大调弦乐协奏曲》的影响。事实上，意大利浓菜汤是关于无调性的一个极好例子。浓菜汤里有疙里疙瘩的食物，顾客喝的时候，嘴里不得不发出声音。这些声音以固定方式排列，并按先后顺序自行重复。我第一天晚上去法布里西奥餐馆吃饭时，两位顾客——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胖男人——在同时喝汤，他们所唤起的兴奋感如此之强，以至于让其他人的起立鼓掌。甜食方面有饼干果子冰淇淋，我想到了莱布尼茨的出色断言：“单子没有窗户。”可谓一语中的！法布里西奥餐馆的价格，如汉娜·阿伦特告诉我，“公道，但并非历史地不可避免”。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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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边·普劳特尼克关于法布里西奥维拉诺瓦餐馆的洞见很有价值，而且清晰明了。在他明察秋毫的分析文章中，唯一的遗漏，是尽管法布里西奥是间家庭经营式餐馆，但它并不符合标准的意大利核心家庭结构，而奇怪地以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中等阶层威尔士矿工家庭为蓝本。法布里西奥与其妻子及儿子之间是资本主义式关系，并倾向于同人性质。佣工中对性的道德态度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特别是收银女孩。工作条件也反映了英国工厂中的问题，侍者经常被迫一天服务8至10个小时，餐巾也不符合目前的安全标准。  

              达夫·拉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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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边·普劳特尼克在关于法布里西奥维拉诺瓦餐馆的评论中，称价钱“公道”，但是他会称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公道”吗？艾略特对理性原则更原始阶段的回归，反映了世界上的内在理智，但是一份鸡肉面竟要8.5美元！这是狮子大张口，即使考虑到天主教因素。我请普劳特尼克先生读一读《偶遇》杂志（2/58）上的一篇文章，其标题为《艾略特，转世与蛤肉汤》。

       艾因诺·施密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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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马里奥·斯皮内利所做的细扁面条时，普劳特尼克先生显然未能考虑分量，或者更直接地说，是面条的数量。显然奇数面条数量等于奇数和偶数的面条数相加（不用说是个悖论）。逻辑在语言学方面失效了，因此普劳特尼克先生的“细扁面条”一词用得根本不准确。细扁面条成为一种象征；即设细扁面条=x，那么a=x/b（b代表一个常数，等于任何一道主菜的一半）。运用这种逻辑，人们不得不说：细扁面条就是扁面条！真是荒谬啊！那个句子显然不能表述为“细扁面条的味道很好”，而一定要表述为“细扁面条和扁面条不是波纹花纹通心粉”。如哥德尔一再宣称的：“在吃之前，一切都必须转化为逻辑微积分。”

              麻省理工大学沃德·巴布考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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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极大兴趣读了费边·普劳特尼克先生对法布里西奥维拉诺瓦餐馆的评论，发现这又是历史修正主义在当代的一个惊人实例。在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最黑暗时期，法布里西奥餐馆不仅营业，而且扩大了里屋，以招待更多顾客，我们对此遗忘得何其快也！这家餐馆里竟然无人对苏联的政治压迫置一词！事实上，当释放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委员会请求法布里西奥餐馆从菜单上删去汤团，直到俄国人释放著名托派快餐厨师格列戈尔·托姆辛斯基时，他们拒绝了。到那时，托姆辛斯基已编了一万页的食谱，却全被苏联内务部没收。

“对某位次要官员的胃痛负有责任”，这是苏联法庭用以将托姆辛斯基打入劳改营时所用的荒唐理由。法布里西奥餐馆里的所谓知识分子当时又在何处？当全苏联的存衣处女孩被从家里带走，并被强迫为斯大林一帮的流氓挂衣服时，这里存衣处的女孩蒂娜从未做过丝毫努力提高嗓门说话。我也许还要说，当十几个苏联的物理学家被指控暴食，然后投进监牢后，许多餐馆关门以示抗议，法布里西奥餐馆却照常营业，甚至实行了餐后送薄荷糖的新规定！我自己30年代时，就在法布里西奥餐馆吃过饭，看到它是个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温床，他们试图给点了面食、没有疑心的人端上俄式馅饼。说多数顾客都不知道厨房里发生何事是荒唐可笑的。当有人点了酱汁海螺肉，端上的却是薄饼圈时，一切便昭然若揭。事实是，那些知识分子宁愿不去注意区别。我曾在那里与吉迪恩·基奥普斯教授共餐，给他端上的全是俄国菜，包括罗宋汤、基辅鸡和芝麻蜜饼——端上来时，他对我说：“这面条不是很棒吗？”

                纽约大学昆西·蒙德拉贡教授

费边·普劳特尼克回复道：

施密德尔先生显示出他对餐馆里的价格或者《四个四重奏》都一无所知。艾略特自己认为一份好吃的鸡肉面7.5美元（我是引用《党人评论》上的一篇访谈）“不算离谱”。的确，在《干燥的萨尔维吉斯》中，艾略特正是将这一概念归功于克利须那神，尽管用词不完全是这样。

我要感谢谢达夫·拉普金先生对核心家庭的评论，也要感谢巴布考克教授，因为他做了具有洞察力的语言学分析，不过我得质疑他的方程式，而是建议用以下的逻辑模型：

a．有些面食是扁面条；

b．不是所有扁面条都是细面条；

c．没有一种细面条是面食，因此所有细面条都是扁面条。

维特根斯坦用上述模型证明了上帝存在，后来伯特兰·罗素用它证明了不仅上帝存在，而且上帝觉得维特根斯坦太矮了。

最后针对蒙特拉贡教授的意见。的确，斯皮内利30年代时在法布里西奥的厨房工作过——也许比他应该待的时间要长。然而他理所当然应该受到赞扬的是，当国会非美委员会施压，要他把菜谱上的某些用词从“熏火腿和甜瓜”改成政治上最不敏感的“熏火腿和无花果”时，他把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并形成了如今的著名判决：“开胃菜有资格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全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