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 著

孙仲旭 译

战争把我抛离了我熟悉的那种旧生活方式，但在战争结束后那段颇不寻常的日子里，我几乎完全把它忘了。

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谁都不可能忘掉什么。你记得十三年前阴沟里的一块桔子皮，还有在火车站候车室瞟过一眼的托基彩色海报。但我说的是另外一种记忆。我多少记得下宾非尔德的旧生活方式，我记得我的鱼竿和豆料的气味，坐在褐色茶壶后面的我妈，红腹灰雀杰基和市场上的马槽。但在我脑子里，所有那些都不再是活生生的，而是遥远的，跟我已经了断，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可能盼望再回到那里。

那是段很不寻常的日子，就是紧接着战后的那几年，它几乎比战争本身还要不寻常，即使人们现在对战争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尽管形式很不一样，但那种不再相信任何事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强烈。上百万人突然被踢出部队，发现他们为之战斗过的国家并不需要他们，劳合·乔治和他那一帮人还在勉力维持尚存的幻想。一队队退伍军人走来走去劈里啪啦捡箱子，蒙着面纱的女人在大街上卖唱，穿着军官短上衣的伙计演奏手摇风琴。在英国，好像每个人都在折腾着找工作，也包括我，但是我比多数人都要幸运点。我得到了一小笔受伤补贴，再加上战争最后一年里我存的钱（我没多少花钱机会），离开部队时，我有笔不少于三百五十镑的钱。想想自己当初的反应，我觉得很有点意思。那时的我，手里有足够的钱可以去干我原定长大后要做的事，也是我梦想好多年的事——开铺子。我有足够的资本，如果花些时间，多加注意，我就能碰到以三百五十镑当本钱的很不错的生意可做。但是，相信我吧，我从来没动过那念头。我不仅没采取任何行动准备开铺子，而且实际上直到几年后的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才第一次想到当初我也许可以那样干。其中的事实在于，我已经脱离了开铺子、经营铺子的轨道，这就是战争对个人的影响，它曾把我变成了一个冒牌上等人，并一直想着总会有办法挣点钱。如果你在一九一九年时建议我开铺子——就算是间烟草兼糖果铺，或者在偏僻的村子里开间杂货铺——我都只会一笑置之。我扛过带星的肩章，我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同时，我不像别的退伍军官一样，有着余生尽可以喝粉红色杜松子酒度日的幻想，而在这些人中间，这种想法相当流行。我知道我必须找份工作，至于工作，当然会是在“商界”——只是什么样的工作还不知道。不过会是高层的，重要的，有汽车，有电话，可能的话，再来个长着自来卷头发的女秘书。战时最后一年左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那种幻觉。当过商店巡视员的伙计想象自己当上旅行推销员，当过旅行推销员的伙计则想象自己当上董事经理。那就是军队生活对人的影响，扛过带星肩章、带过支票簿、称晚饭为正餐的种种对人们的影响。同时，还有种流行的想法——无论当兵的，还是当军官的都是如此——那就是离开部队后，会有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而且薪水不会低于部队里的。当然，那种想法没流行起来的话，什么仗都打不起来。

唉，那份工作我没找到。好像没人急着要付给我一年两千镑，让我坐在有着最新潮家具的办公室里，向一个长着淡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口授信函。跟当过军官的伙计里四分之三的人一样，我也发现了同一件事，即从金钱角度上说，我们很难再像在部队里那样生活优裕了，突然间，我们从领国王陛下薪水的上等人，变成谁都不要的可怜的失业人员。我的期望值不久便从一年两千镑降到一星期三四镑，但是就连一星期三四镑的工作也好像没有。任何现有的工作都被人干完了，他们要么是岁数大了点而不适合打仗，要么是小了几个月打不了仗。恰好出生在一八九零到一九零零年之间的可怜鬼算是倒了大霉。可是，我仍然从未想过回到杂货生意上。大概我能找到一个杂货店售货员的活干，格里梅特老头儿如果还在世并且还干着那一行（我跟下宾非尔德没联系，不知道），他会往好里说推荐我的。可是我已经上了另一条轨道，即便我的社会地位没能升上去，也很难想象在我见识了那么多，学到那么多之后，还会回去过站在柜台后面的旧式安稳日子。我想到处旅行，并搂进大把的票子，主要想当个旅行推销员，我知道那适合我。

但是没有旅行推销员的工作——也就是说没有既能旅行又有工资的工作。不过有一些挣佣金的工作，那种骗局正在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那是种可以既增加销量，又可以给产品做广告而不必担风险的漂亮而且简单的方法，这种工作总在世事艰难时盛行。他们暗示三个月之内，有可能给你一份有薪水的工作，这样就把你套上了。等你受够了，总会有些可怜鬼接过去继续干。自然，我不久就干上了挣佣金的工作，事实上，我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生意。感谢上帝，我从来没有沦落到挨家挨户兜售吸尘器和词典，但是我当旅行推销员推销过刀具、肥皂粉，还有一系列新型产品，如开瓶塞器、开罐器等小玩意儿，最后还有办公用品系列——回形针、复写纸、打字色带等等。我干得也不算差，我是那种的确能卖出东西并赚到佣金的人。我具备那种性格，也懂技巧，过的日子却从来离滋润差得很远。干那种工作你没办法达到——不用说，那种工作本来就不是让你能过上滋润日子的。

我干旅行推销员总共干了有一年，那是一段很不寻常的日子：横贯全国的旅途，摸索着到达很邪门的地方，到你正常地过几十辈子都不会听说过的内陆城镇郊区。差到极点的包早餐的旅馆，那里的床单上，总是隐约能闻到粪便味，早餐煎蛋的蛋黄比柠檬的颜色还要淡。而且总能碰到别的推销员可怜鬼：中年人，一家之主，穿着虫蛀了的大衣，戴圆顶礼帽。他们真诚地相信生意迟早会好转，他们挣的钱就可以猛涨到一星期五镑。还得疲惫地从一家铺子走到下一家，跟不想听的铺主争辩，顾客进来时往后退，让自己不显眼。你别以为那让我特别难受，可是对有些伙计而言，那种生活折磨人。有些伙计总得先把自己修理一番，才能走进一家铺子打开样品包，就像是去上绞刑台。我不那样，我不会轻易放弃，我能说服人们购买他们本来不想买的东西，就算他们砰的一声在我面前摔上门，我也不会很在意。事实上我喜欢卖东西挣佣金，只要我能设法从中挣到一点小钱。我不知道那一年里，我是不是学到了很多，但是我抛掉了不少东西。这一年里，我把关于部队的胡思乱想完全去掉了，而且把闲着的那一年里从读小说中得到的观念抛到了脑后。赶路时，除了侦探小说，我想别的书我没读过一本，我不再是个趣味高雅之士了，而是又回到现代社会的种种现实之中。什么是现代社会的种种现实？这么说吧，主要就是为了卖出东西而时刻不停、紧张不已地奋斗。多数人的方式是出卖自己——也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并保住它。我想在战后的每个月，随便你说哪一行，都是人多粥少，这给生活带来一种非常独特、极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有十九个幸存者，却只有十四条救生带。你会说了，这又有什么特别具有现代性的？跟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唉，感觉上是有啊。感觉你一定要永远奋斗下去，忙碌下去；除非你能从别人那里抢过来，否则永远会一无所有，而且总是还有别的人在盯着你的饭碗；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他们就要裁员了，感觉是你得收拾包袱走人——我发誓，在战前那种旧的生活方式中，不存在那种感觉。

不过话说回来，我过得也不算差。我挣到了一点钱，银行里还有不少，几乎有两百镑。我也没有被前景所吓倒，我知道我迟早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一点没错，差不多一年后，时来运转，我找到了工作。我说时来运转，而事实上我也注定不会跌倒不起，我沦落到济贫院或者进入贵族院的机会都差不多是零。我是那种中不溜秋的类型，会按照某种自然规律一样，到达一星期挣五镑的那种层次。只要还有工作可做，我就能让自己找到一份。

那发生在我兜售回形针和打字机色带的时候，当时我刚溜进舰队街上的一幢大办公楼。实际上，那里推销员免进，但我成功地给了开电梯的一个印象，就是我的样品包不过是个公文包。我沿走廊边走边找一间小牙膏公司的办公室，有人建议我去那儿试试。正在那时，我看到一个大亨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我一望即知是个大亨，你也知道那种大生意人，他们似乎比别人占更多地方，走起路来，比一般人更趾高气扬，他们放射出的金钱冲击波让你在五十码外都能感觉到。他走近我时，我看到原来是约瑟夫·奇姆爵士。当然，他穿的不是军装了，可我还是毫不费力认出了他。我想他是去那儿参加会议什么的。有两个职员或者秘书之类的人跟着他，不是真的在为他捧着袍子拖裙，因为他没穿袍子，但是不知怎么，让人感觉他们在那样做。当然，我马上向旁边闪开，但很奇怪的是，他认出了我，尽管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过我。让我吃惊的是，他停下来跟我说话：

“喂，是你！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你叫什么？就在嘴边，偏偏说不出来。”

“保灵，先生，以前在军火供应委员会。”

“没错，那个说他不是上等人的小伙子。你在这儿干吗？”

换个时候，我可能告诉他我在卖打字机色带，那样的话，可能话说完就完了。但是，我突然有了所谓灵机一动的念头——感觉如果我利用好那次机会，说不定会有所得益，所以我说：

“是这样的，先生，说实话，我在找工作。”

“工作，呃？嗯，不好找啊，这年头。”

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秒种，那两个捧袍子的自动退开一段距离。我看着他那张很帅的面孔，灰白的眉毛很浓，鼻子长得很好。他在打量我，我意识到他决定帮我。这种富人的能力真是奇怪啊，他刚才还正在赫赫生威地阔步走着，后面跟着喽罗，然后不知道心血来潮还是怎么的，他走到路边，如同皇帝突然扔给乞丐一枚硬币。

“这么说你想找工作？你会干什么？”

我脑子里又是灵感一现。像我这种人拼命拔高自己是没用的，还是实话实说吧。我说：“什么也不会，先生。可我想找份旅行推销员的工作。”

“推销员？嗯。不清楚我现在有没有能给你干的活，让我想想看。”

他噘起嘴唇，有一会儿，可能有半分钟吧，他想得很专注。这是件怪事，就算在当时，我也意识到那是件怪事。这个举足轻重的老伙计，身家大概至少有五十万英镑，会真的帮我考虑。我让他在走路当中停了下来，至少已经浪费了他三分钟时间，全是因为我几年前碰巧对自己做过的一句评价。我在他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所以他愿意为我费上一点事，那正是我找工作所需要的。我敢说，就那同一天里，他已经炒了二十个人的鱿鱼。最后他说：

“你进保险公司怎么样？总是很有保障的，你也知道。人们总是需要保险，就像得吃饭一样。”

当然，我对进保险公司这个主意很感兴趣。约瑟夫爵士和飞火蛇保险公司有“利益关系”，天晓得他在多少间公司里都有“利益关系”。两个喽罗中的一位趋身递上便条薄，约瑟夫爵士从马甲口袋里掏出金笔，当场给我潦草地写了张给飞火蛇保险公司上层人物的一张便条。然后，我向他道了谢，他就继续阔步前进了。我从另一方向溜了出去，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就这样，我得到了工作，要么像我在前面所说，工作得到了我。我已经在飞火蛇公司待了将近十八年，一开始在办公室，现在干的是被称为“巡视员”的工作，有必要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时，我就是个“代表”。一星期有两天，我在管区办公室工作，其余时间我到处出差，去拜访当地代理提交上来名字的客户，给铺子及其他财产估价等，时不时自己也做几笔保险。我一星期挣七镑，正确地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回头看时，我意识到我有活力的日子——如果我真的有过——在我十六岁时就结束了，我真正关心过的一切都发生在那之前。当然，说起来，事情仍然在发生着——比如说战争——直到我在飞火蛇保险公司找到工作。从那往后——唉，就像他们所说的，快乐的人没有历史，对在保险公司工作的人也一样。那天往后，我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能正确地称为大事，除了在差不多两年半后的一九二三年初，我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