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瑟伯 著
孙仲旭 译   

一九一八年六月，我大学毕业，但是因为视力原因无法参军，正像我爷爷因为年龄的原因也参不了军。他申请过几次，每次他都脱下外套，威胁说谁敢说他太老，他就要抽谁的鞭子。因为对去不了德国感到失望（他觉得大家都去法国完全没道理），再加上在市里到处去找说得上话的官员，最后让他卧床不起。他本来想率领一个师，却连入伍当个二等兵都不行，他又气又恼得受不了了。他卧床不起后，他的弟弟——比他小十五岁左右——晚上坐在那里陪他，因为我们担心他也许会不穿衣服就跑出家门。爷爷反对让杰克来看着他，他觉得那样做很无聊，可是杰克有二十八年之久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他是执行这项监视任务的绝佳人选。

第三个晚上，我爷爷睡不着觉，他睁开眼睛，看着杰克，然后又闭上，皱着眉头。杰克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那天凌晨四点钟左右，他发现他弟弟坐在床边那张皮面大椅子上睡熟了。杰克一旦睡着，就睡得很沉，所以我爷爷可以起床，穿上衣服，给杰克脱了衣服，把他放到床上，也没有弄醒他。我的弗洛伦斯姑妈七点钟进屋时，爷爷正坐在椅子上读《U.S.格兰特回忆录》，杰克在床上睡觉。“我睡觉他看着，”我爷爷说，“所以现在他睡觉我看着。”那样似乎挺公平。

我们不想让爷爷夜里去游荡的一个原因，是他提过一两次要去他的老家兰开斯特，把他的问题反映给“卡姆普”——也就是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也是兰卡斯特的人。我们知道他找不到谢尔曼会对他不好，另外还担心他也许想开那辆电动轻便汽车去那里。那辆车是给我奶奶买的，很让人吃惊的是，我奶奶能够娴熟地开着在市里到处去。我爷爷看着她上了那辆新玩意儿，稳稳当当、轻易而举就开走了，他感到震惊，也有点生气。那是在几乎长达五十年的婚后生活中，她第一次在用车方面胜过他一筹，他决心自己也要学会开那玩意儿。他是个有名的养马人，他走近那辆电动车时，就像是走近一匹野马驹。他会拧着眉毛，开始骂骂咧咧。他总是很快地跳上车，似乎如果他不能足够快地坐进座位，它也许就会从他胯下跑掉。他想开那辆电动车的头几次，会很快地把车转个小圈，开上路沿，穿过人行道，冲上草坪。我们都努力过劝他放弃，可是他的斗志被激起来了。“把那辆破车再弄到路上！”他会傲慢地说。我们会把车开到街上让他再试。之所以车会拉着他转圈，是因为他扳导向杆扳得太猛——那是要教训一下这辆电动车——难以让他明白最好放松，不要发脾气。他有种看法是如果不抓紧它，它就会把你摔下来。一个五岁时就驾驶四匹马拉的麦克科米克收割机（要么是他经常告诉我们的）的人，不准备让一辆电动轻便车给摔下来。

因为根本没办法让他放弃学习驾驶电动汽车，我们会带他去富兰克林公园——里面的路宽，行人不多——花上一两个钟头努力解释赶马车跟开电动车的不同。他会嘴里一直嘟嘟囔囔的；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他一坐上驾驶座，这么说吧，那台机器对他爱理不理。过了几星期，他进步得能够把那辆电动汽车比较直地开一百码。可是每次转弯，他都会把导向杆拉或者拉得太快太猛，结果冲向一棵树或者一个花圃。总是得有人陪着他，我们从来不让他把车开出公园。

有天早上，我奶奶准备好去市场时，打电话到汽修厂让他们把电动车送过来，他们说我爷爷已经去过那儿把车开走了。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打电话给威尔叔叔，他把他的洛齐尔牌汽车开出来，我们就去找我爷爷了。当时还不到七点钟，幸好路上车辆很少。我们往富兰克林公园那边去，想着他也许会去那里击垮那辆车的精神。有一两个早起的步行者看到过一位留着胡子的高个子老先生开着一辆电动小汽车，边开边骂。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往前开，最后在离舍帕德镇大约四英里的纳尔逊路发现了他们。我爷爷站在路上大喊大叫，那辆电动汽车的后轮牢牢缠到一道铁丝网围栏上。两个工人和一个雇农在努力想把那东西弄开。我爷爷对那辆电动汽车大发雷霆。“这个XX不听我的话就往后倒了！”他告诉我们。

但是再说回那场战争吧。哥伦布市的征兵委员会从来没有征召过我爷爷，那挺幸运，因为否则会不得不接受他。有故事说有几个八九十岁的老头子收到了征召令，那是弄混了。但是不管怎样，我爷爷被漏掉了，他每天都在等通知，却一直没有。我自己的经历颇不一样，我几乎每星期都收到通知，即使我第一次去接受体验时就被刷了下来，参不了军。要么是他们从来不相信去的是我，要么是文书工作出了某种错误一直没能理清楚。不管怎么样，经常我星期一会接到一封信，命令我星期三晚上九点钟去纪念堂的二楼报到。我第二趟去的时候，试过跟其中一位医生解释我已经被刷了下来。“我看你只是一团模糊。”我说着取下我的眼镜。“你看你绝对什么都不是。”他厉声呵斥道。

每次我都得把衣服全脱光，跟很多行李搬运工、银行董事长的儿子、职员和诗人一起慢慢地行走。会检查我们的心肺功能，然后是脚，最后是眼睛，眼睛总是排在最后。轮到那位眼科专家该检验我时，他总是说：“哎，你那种视力，可是参不了军！”“我知道。”我会说。然后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会再次接到通知，把复杂而繁琐的一套程序再走一遍。我在第九还是第十次被通知过去时，刚好拿起桌子上的其中一个听诊器，突然，我不觉没有站在被征兵者一列，而是站在体检员一列。“你好，医生。”其中有一位点着头说。“你好。”我说。那当然是在我脱下衣服之前；我也许脱了衣服也能蒙混过去，可是我有怀疑。我被分派——要么说是晃荡——到胸肺组，在那里，我开始给其他每个人体检，这样就把老医生里奇韦的工作分摊了一半。“你来了我挺高兴，医生。”他说。

到我面前的人我绝大多数都让他通过了，但时不时会刷掉一个，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对每个人，我一开始让他屏住气，然后说“咪，咪，咪，咪”，直到我注意到里奇韦奇怪地看着我。我发现他只是简单地让他们说“啊”，有时候什么都没让他们说。有次我碰到一个男的，后来发现他吞下了一块手表，那是为了让医生相信他体内有毛病（这是种常见的花招：人们吞下钉子、发卡、墨水等等，是想免服兵役）。因为我不知道用听诊器按说能听到什么，一开始，听到那块手表的嘀嗒声，我没有吓一跳，可是决定喊里奇韦过来商量一下，因为别的人都没有嘀嗒嘀嗒响。“这个人好像在发出嘀嗒声。”我跟他说。他惊讶地看着我，但什么都没说。后来他捶捶那个人，把耳朵贴着他的胸膛，最后试着用听诊器。“身体棒着呢。”他说。“往下面听。”我跟他说。那个人指指自己的胃部。里奇韦傲慢而生气地看了那个人一眼。“那是负责检查腹部的人要管的。”说完就走开了。几分钟后，布莱思?巴洛美医生检查到那个人，听了听，但是他眼都不眨，一直保持着严肃的表情。“你吞了块手表，老兄。”他利索地说。那位被征召的人因为尴尬和拿不准而脸红了。“故意的？”他问，“那我可说不准。”那位医生告诉他，然后又接着检查了。

我在征兵委员会服务了四个月左右，直到停止通知人过去。我没办法去外地，只要我不走并准时去参加体检，即使是由我来检查别人，我觉得严格说来，不能说我逃避。白天，我在一座游乐园当宣传人员，那里的经理是个年轻得出乎意料的高个子，名叫白伦?兰迪斯。几年前他搞恶作剧，把州议会附楼的男厕所炸了；他喜欢把一桶水倒到睡熟的人身上，有一次他差点被捕，他使用自制的降落伞，从哥伦布市运输公司旧楼的楼顶跳下来逃跑了。

有天早上他问我想不想坐一趟新的“斯卡利旋风”——那是一座陡峭而起伏很多的过山车。我不想坐，可是担心他会觉得我害怕，所以就去了。当时十点钟左右，游乐场里除了只穿着衬衫的工人、服务员和卖特许商品的人，别的一个人都没有。我们爬进过山车的一个长长的贡多拉形座位，我正在张望谁来开时，我们就动起来了。我发现是兰迪斯自己在开，但是当时已经来不及下来。我们开始爬坡，咔里咔嗒，爬上了第一道陡坡，我们以八十迈速度冲下坡的另一侧。“我不知道你能开这玩意儿！”我们冲上六十度的拱形结构，飞快地转着圈冲向空中时，我向这位同伴大喊道。“我也不知道！”他喊回一嗓子。我们轰轰隆隆地冲进黑漆漆的“暗洞”，出来后又冲下“莫努汉一跳”（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在建造的收尾阶段，一个名叫莫努汉的工人发现有两辆试验车向他冲来，不得不从那里跳了下来），喧闹声和呼啸的风声都很可怕。尽管那一趟最后没有出事，给我的影响却是长期的，要说它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并不为过。就是这个原因，让我在睡梦中大喊大叫，不肯坐高架列车，在别人驾驶的小汽车上一再猛拉紧急煞车，刚躺下时会有一种像鸟在飞翔的感觉，另外有几个月时间，吃什么吐什么。

我去征兵委员会的最后几趟，因为当体检员当够了，我又是作为可能被征召入伍的人去的。那些跟我同事那么久的医生没有一位认出我，就连里奇韦医生也没认出。他最后一次给我检查胸部时，我问他有没有别的医生帮他的忙，他说有过。“跟我有点长得像吗？”我问。里奇韦医生看着我。“我看不像。”他说，“他要高一点。”（他为我体检时，我脱了鞋子。）“挺好的一位肺部医生。”里奇韦又说，“跟你是亲戚？”我说对。接下来，他让我去奎姆比医生那里，是以前十二次或者十五次给我检查过眼睛的专家。他简单地让我看了一会儿视力表。“你眼睛成这样，绝对不可能参军。”他说。“我知道。”我说。

我最后一次体检后不久，有天上午晚些时候，我给钟声、汽笛声吵醒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持久，越来越乱。停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