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瑟伯 著
孙仲旭 译
大约五年前,就在我的叔公马隆·泰勒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搬去宾夕法尼亚州的旁苏托尼镇后不久,我看到一张泛黄的讣告,关于我的曾外祖父雅可布·费希尔的,贴在一本旧的家庭剪贴簿上。我得知雅可布出生于一八零八年,是迈克尔·费希尔的十一个孩子之一,迈克尔·费希尔在哥伦布市南边索西奥托河东岸盖了座小木屋,那是在一七九九年,乔治·华盛顿去世那一年。雅可布·费希尔的讣告的抬头是简简单单的“怀念”两字,下面记录着他身后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十三个孩子中的六个、三十二个孙辈以及六个曾孙辈。其余的内容除了引人注目的一句,都是颂扬逝者身上常见的美德——始终虔信上帝,与邻人友好相处,慷慨帮助穷人。在一个段落中凸现出来,吸引了我的眼睛并让我产生兴趣的那一句是这样的:“在他身强力壮之时,雅可布·费希尔是城南方圆好几英里力气最大的人。”就那么长,没有举例说明我的曾外祖父身体上的过人之处。在俄亥俄州一八八五年那篇庄重而严肃的怀念文字中,根本没有地方来无谓地颂扬可悲而速朽的凡身肉体。我读到那则讣告时,纳闷在谨慎地赞扬老杰克·费希尔的尘世力气时,背后又有什么。直到我一个月前去哥伦布市碰到也是去探亲的马隆·泰勒时,才算弄清楚。
在美国的土地上,那位老先生有了个相去甚远的后代。我很害怕去想他会怎么说起一个曾外孙结果成了作家。也许我多少可以将功补过的,是讲一个有内容的故事,而那个故事本来应该接着引起话题的那一句,讣告中的那句话就那么无声而孤零零地悬在那儿。他也会想要讣告里面有故事来代替他的美德清单。
马隆·泰勒是我妈妈那边的叔公,现年八十五岁,但还是我二十多年前见他时的样子。他站得直,走路利索,他的头脑、记忆力跟他的眼睛一样,都很管用,他的眼睛好得不戴眼镜还保证能开枪打死一只兔子,也能看书。他长了一头白色浓发,人们总是会恭维他的这一点。他的秘方容易而且花不了多少钱:三十年来,他每星期用老荷兰牌清洁剂洗一次头发。“我不知道老杰克用什么,”马隆说,“可是一直到死,他的头发都一直没掉,一直是黑色的。而且他到死都没有掉过牙——都在,除了一颗牙,那颗牙是在一次打架中,被人用砖块敲掉的。”
杰克·费希尔一辈子打过上千次架。当时,如果你去到阿莱干尼山脉以西,只有一种办法来解决争论或者意见不合。再往西,他们摔跤,用指甲把眼睛抠出来,但是在加拿大的西北地区,他们是站直了用拳头打架。有人会抄起一根棒子或者一块石头甚至一把宽刃斧,少数人抓起了枪,但大多数还是贴身肉搏,打出个结果。
“杰克打架从来没输过。”马隆说,“他跟虐待家中女性或者残酷对待愚蠢的动物的人打架,但是大部分时候,是为了支持自己的政治信仰或者为《圣经》文句带来的神圣启示辩护。‘现在不敬上帝的事情太他妈多了。’他以前经常说。他是个好人。”
雅可布·费希尔出生在一座小木屋里,当时杰斐逊是总统,他二十一岁时,安德鲁·杰克逊就职。马隆叔公说:“人们所说的你曾外祖父身强力壮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从那时开始,持续到克里夫兰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他受不了再熬民主党政府多掌一届权,所以他就死了。”杰克的政治偏见,似乎部分是由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所决定。杰克逊将军下令处决一个年轻士兵,那个士兵开小差去见自己即将去世的母亲一面。杰克从他父亲那里听了这个故事,一直铭记在心。他见到姓杰克逊的男的就会揍他一顿,一次,有个东部来的演讲人在会堂的讲台上赞扬“老山核桃树”,他上去就那个人打倒了。后来他在那个人身边停下马车,那个人当时正捂着腮帮子在路上走。“上车,我送你去旅馆。”杰克说,那人不肯。“上车!”杰克吼道,那人就上了车。动过拳头就一了百了地解决了问题,不允许后来仍怀恨在心。如果杰克把一个人的肋骨或者下巴打骨折了,他会把那人送回家。他经常会彻夜守在那个被打垮的敌人的床边,给他抹药水或者换绷带。他可以帮忙接生,在有人去世的人们家里,他的声音能安慰人。“核桃山公墓的墓坑差不多全是杰克一个人挖的,”马隆叔公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帮忙。”
雅可布·费希尔在哥伦布市南边那里盖了座石头房子,是当地的第一座,人们经常从市里过来,看他抱起一块三百磅重的花岗岩放到位置。“他只有五英尺十英寸多一点点,”马隆叔公说,“可是他体重达一百九十八磅,主要都是骨头和肌骨。他的髋骨和肋骨之间,搁不下一根手指,他就是长得那么紧凑。他走路很直,从来不会先磨坏鞋跟或者鞋掌——磨损都是同样的。”在杰克所建的那座房子周围,慢慢有了个面积达一万英亩的农场。俄亥俄运河穿过他的广阔农场一角,河上有来往阿森斯的驳船。另外,奇利科西收费公路也穿过他的地产的一端。杰克拥有一个很大的砾石坑,他允许那条道路的承包商想用多少砾石就用多少,不言而喻的是杰克永远不需要付过路费。公路竣工后,收费站建了起来,那条协议却被置之脑后。杰克驾着马车到这里时,那根杆会搁在原处拦住路。“他会下车,把收费员收拾一顿。”马隆叔公告诉我,“然后把收费杆抬起来,驾车过去。他们派了一个比一个长得更魁梧、力气更大的人当收费员,杰克把他们全收拾了一遍,总共八个,最后他失去了耐心,威胁说要直接找他们的老板,把老板收拾一顿,之后他们就不敢再惹他。杰克的马车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时,收费员就把收费杆抬起来。
运河本身也进入了我曾外祖父的传奇故事中。如果你站在他家的后面走廊上,能看到半英里外,船只慢慢地驶过这片地方。偶尔,一条驳船驶来时,杰克会把手拢在嘴边,声音低沉而有力地喊:“给我捎点威士忌!”驳船回程时,五桶酒会被扔到杰克的田地上。他不喝酒,不抽烟,也不嚼烟,但是他的雇工要。杰克尚不满四十岁时,请了有十五个黑人来帮工。每个人都有酒壶和杯子,酒桶放在一间披棚里,什么时候想喝威士忌都可以去喝。如果有谁喝得烂醉或者醉得不想干活,杰克就会用一根山胡桃枝抽他,让他清醒。那些人一是害怕这个大人物的鞭子,二是因为对他真的是忠心耿耿,学会喝得有节制。“你的曾外祖父,”马隆叔公说,“是富兰克林县第一个跟黑人同桌吃饭的,这件事在长老会教堂引起很多议论,杰克却只是说:‘如果一个人好得能给我干活,他就好得能跟我一起吃饭。’那样就没人再议论了。”
有一天,运河上闹翻了天,恶战一场。杰克散步到运河边,看到了让人丧气的一幕。撑驳船的人正在“鞭抽鸭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鞭稍长的赶牛鞭。他们的娱乐,是把鞭子向运河上浮着的鸭子抽去,抽得让鞭稍在鸭子的脖子上缠了几圈。然后他们会猛地一下把鸭子拖上驳船。驳船上的人在这种古怪的消遣上很拿手,捉了很多鸭子,而鸭子是杰克的。他跑到拖船道那里,从骑在骡子上昏昏欲睡的那个男孩手里抓过纤绳,把拖船拖到岸上。“他大发雷霆时,能把一个身高六英尺的人摔出二十英尺那么远。”马隆叔公说,“那天很多人的头破了,骨头断了,但是没死人。你的曾外祖父从来不是冲着人的性命去——除了一个印第安人。他是个好人。”
我问那个印第安人是怎么回事。杰克·费希尔身强力壮的头三十年里,俄亥俄州中部有很多印第安人,也许是倒木战役中打过仗的那些勇士的后代。他们让杰克感到烦恼,是因为尽管他们摔跤摔不过他,举东西举不过他,却跑得比他快。“只要让我抓到他们,”他经常向往地说,“就能不让他们跑掉。”他从未放弃过努力。“有一次在河西岸以前鹿去舔盐的地方,”马隆叔公告诉我,“他向一个印第安人挑战竞走——看谁能先到一棵老榆树那里。”那个印第安人领先几步赢了,你的曾外祖父跑回去,从放枪的地方拿起枪向那个印第安人开了一枪。他没被打死,但伤得很重。杰克把他背回自己家里,照顾他苏醒过来。一连几个星期,老费希尔每天晚上睡觉不超过两三个钟头,熬夜坐着陪那个印第安人。那个人以为自己快死了,坦白了自己所犯的罪过,包括之前五年县里发生过的大多数偷盗和诈骗案件。你的曾外祖父从来没把他交出去。杰克总是说他向那个印第安人开枪时,全能的上帝让他瞄不准。
那件事情过后没多久,杰克成了骑兵民兵连的上尉,这个连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公开执行绞刑时维持秩序。费希尔上尉执行公务时,挎一把马刀,可是他再也没有拿起过枪,即使要面对一个手持武器的人。有个十一月的晚上,斯坦博出现在费希尔家房子外面的路上。他是个动作敏捷、宽肩膀的邻居,他跟杰克的儿子米尔特·费希尔有仇。当时是晚饭时候,杰克刚做完餐前祷告,他手下的一个黑人跑进餐厅。“斯坦博来找米尔特先生了!”他说,“他一只手拿了把散弹枪,另一只手拿着宽刃斧!”杰克让米尔特和他的另外几个儿子坐着别动。他从领子上取下餐巾出去了,赤手空拳。“杰克抓过斯坦博的枪,把它一折两段。”马隆叔公说,“接着又喀嚓一声把斧头柄折断了,把碎片全扔了。就像你折断一根棍子一样,他赤手空拳,把枪和斧头全折断了。”
萨穆特堡被围时,仍然结实得像块大石头的杰克·费希尔刚满五十三岁。他们不肯让他参军,所以他留在家里,用拳头跟“铜头蛇”和油嘴滑舌的爱国者打架。“碰上赶集日,杰克会收拾多达六到八个人。”马隆叔公说,“主要是那些怀疑林肯的政策或者叛军取得一次胜利后就害怕的人。有一次,一个骑马的人大声说什么话,让你的曾外祖父生气了,杰克要他下马,那个人正在脱下外套、摆开架式准备开打时,杰克走到马的跟前。‘我们需要腾点地方。’他说,‘我把你摔倒时,不想砸到这匹马。’他说完就把那匹牲畜抱起来,挪开八到十英尺。他在自己的铁匠铺就经常干这种事——有时候挪牲畜要比把它往哪儿拉要容易。好了,那人看到这一幕,撒脚就跑了,跑得比那个印第安人还快。”
打仗期间还有一次,杰克的一个朋友跟他说有五个人——很可能是“铜头蛇”——正在合谋把杰克打一顿,他们在弗里克酒馆的一个包间里策划一起攻击他。杰克骑上马赶到那里。“他没把那几个人打倒,”马隆叔公说,“而是把他们摔倒。杰克只会为了政治或者宗教的问题动拳头。他把用鞭子抽鸭子的人或者只是做事很卑鄙的人摔倒。”也是在内战期间,当摩根的突袭队进入俄亥俄时,一列要去辛辛那提的闷罐车停在哥伦布市的车场上,杰克发现里面挤满了人,是国民警卫队,他们要去保卫俄亥俄与肯塔基两州之间的边界。“那些混账的‘铜头蛇’把这些小伙子关到里面,没空气!”杰克说。他从一条铁路侧线上拆下一段钢轨,像挥着网球拍一样,在每节车厢的侧面都砸了些洞。杰克这样怒气冲天地做起什么事时,有关部门总会装作看不到。“没人想去把像杰克这样的好人抓起来。”马隆叔公说。
七十多岁时,杰克·费希尔仍然能把重达两百磅的东西伸直胳膊举过头顶。他去世前三年,最后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了次壮举。当时有个喝醉的马夫赶着一队马走在大街上,马夫撞在双驾横木上翻倒下来,那些马跑开了。杰克比看到这一幕的别人跑得更快,他把那队马拉住了。“我还能抓住它们,”他自豪地说:“只要我能抓住它们,就能不让它们跑。”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对所看到的周围成长起来的软弱的一茬人不怎么瞧得起。他给领去看一个刚出生的曾孙——那是个瘦弱的孩子,重七磅,杰克不屑地哼了一声。“他妈的,”他说,“费希尔家的下一代会是松鼠。”
杰克七十七岁那年,他上床睡觉就再也没能下来。他临终前躺在那里时,教士来看他。“你难道不想原谅你的敌人吗?”他问。杰克露出微笑:“我没有敌人,”他说,“我把他们全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