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瑟伯 著

孙仲旭 译                                

我认识马洛医生时，年龄小得只会对他感到又敬畏，又迷惑。他死时我只有十六岁，他享年六十七岁。我们岁数相差很大，家庭背景差别更大。马洛医生是个通过表演卖药的人，也干过很多别的事：马戏团演员，科尼岛一间特许商店的老板，酒馆老板；但是他五十多岁时，曾经领着一个草台班子到处去，里面有个名叫奇卡利利的扔飞刀的墨西哥人，还有个名叫琼斯教授的弹班卓琴的。马洛医生会在娱乐节目之后出场，对着观众夸夸其谈，兜售能治疗各种病症的瓶装药。到他快去世以及他去世之后，我慢慢了解了这么多事。我第一次认识他时，他在我眼里就代表着“西大荒”演出，所有人中，我最佩服他。

我是在威洛比太太的寄宿舍认识马洛医生的。威洛比太太给我们家当过保姆，我以前经常有时在周末去看望她，因为我很喜欢她。我当时十一岁左右。医生打着破破烂烂的皮绑腿，穿一件颜色鲜艳的带珠饰的背心，他说是从印第安人那里买的，他还戴了顶宽边的高呢帽，镶边上插了一整圈火柴。他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宽肩膀，蓄着长而下垂的八字胡。他头发留得很长，就像卡斯特将军的头发那样。他收藏了许多关于印第安人的纪念品和六发式左轮手枪，经常跟我讲他在遥远西部的冒险故事。他有次告诉我他在一场骑马用印第安斧的决斗中，杀死了一个名叫“黄手”的印第安酋长。我曾经把他看作我所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直到他死后他儿子从新泽西州过来料理后事时，我才知道他这辈子从未去过遥远的西部，他出生在布鲁克林。

我认识他时，马洛医生已经放弃巡回卖药，不过仍然售卖他所谓的“药”。他卖的东西，是一种他在巡回卖药时称为“蛇油”的擦剂。他定居到哥伦布市后，把药名改成了“黑鹰擦剂”。马洛医生并不能一直卖得足够多，好支付他的食宿费，威洛比太太有时不得不一次让他“赊欠”几个星期。她不介意，因为他的擦剂治好了折磨她三十年的右脚痛性痉挛。我经常看到人们让医生擦了“黑鹰擦剂”再按摩，脚啊手啊全能动了，而在他治疗前是动不了的。他的病人是打散工的、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妻子之类的人。有时医生给他们按摩过之后，他们会大喊大叫地哭起来，有几个人站起来走来走去，他们以前是走不了的。有个男的在医生给他抹“黑鹰擦剂”之前，有七年时间，都没法把脖子往两侧扭，没过半个钟头，他就能像我一样轻松地把头左扭右扭。“感谢上帝！”他喊道。“是这种膏药的秘密功效。”医生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他总是称那种擦剂为膏药。

他的神奇医术在市里较为贫穷的阶层中有了口碑——他接触不到更高阶层的人（他称那些人为“时髦人”）——销量却从来不能大得让他有稳定的收入。首先，人们觉得和他的擦剂比起来，他的手上功夫更神奇，另外，“黑鹰擦剂”的各种成分都质量过关，挺费钱（而且是人所周知，并非秘密）。我知道，因为我以前时不时会去一家化工品批发公司替他买原料。那家公司里有个人跟我说马洛医生每瓶药卖三角五分钱，他看不出他怎么能挣很多钱。然而就算手头很紧，医生还是不肯减少成分或者用便宜的代替。威洛比太太告诉过我她在帮助他“做一批货”时跟他建议过，可是他很生气。“他做了好多擦剂作为存货，质量很好。”她说。

我发现医生在他的微薄收入之外，通过赌博赢钱来补充一点，他经常星期六晚上在弗里德里克酒馆，跟去那里的推销员和铁路员工玩扑克赢上好几元钱。我倒不是几年后才知道医生做弊。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带记号的扑克，直到他跟我说了，还给我看了他的。那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之前他跟威洛比太太和另一个租客皮弗老先生玩了七分牌戏。他们的赌注不大（医生除非赌钱，否则不玩牌，而如果赌注很大，威洛比太太就不肯玩）。打完后只有二三角钱易了主，全是医生赢。我记得我明白过来医生跟那位老太太和老先生玩扑克时用了那副有标记的扑克时，既震惊、又愤慨。“你没有跟他们做弊，对吧？”我问他。“吉米，我的孩子，”他说，“谁先挑谁赢钱。”他眨了眨眼睛，我怒不可遏，却毫无办法。我知道我绝对不可能告诉威洛比太太医生怎样在玩七分牌时骗了她。我喜欢她，但是我也喜欢马洛医生。有一年国庆时，他给过我整整一元钱，让我去买焰花。

我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住在威洛比太太家——马洛医生半夜被一个可怜的女人叫起来，那个女人急得发疯，因为她的小女儿病了。医生的擦剂治好了那个女人的坐骨神经痛，她提醒医生，他想起了她是谁。医生给她擦剂，给她冶疗——给了她很多擦剂，也治疗过很多次——她却一直一分钱也付不起他。他起床穿上衣服就去了她家。那个小孩患了急性腹绞痛，我想。医生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他用了很多擦剂，用了一整瓶。两个钟头后他回到家时，他说那个小女孩已经睡着，第二天就没事了，是因为马洛医生的冶疗还是与他无关，我不知道。“我要感谢您，医生。”那天下午那个当妈妈来见医生时，声音颤抖着说。医生又给了她一瓶擦剂，没向她收擦剂的钱，也没收“出诊”的钱。他经常给很多被病痛折磨却穷得付不起钱的人按摩、送擦剂。威洛比太太跟他说过他太大方，太容易上当。医生哈哈大笑，跟我挤挤眼睛，就像那次他跟我说他怎样在打牌时骗了那位老太太时眨眼睛一样。

有一次，一个星期六下午，我跟他去汤恩街散步。那天暖和，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想喝汽水。好吧，他说，他不介意自己也来点什么。我们进了一间杂货店，我要了瓶巧克力汽水，他要柠檬汽水。我们喝完后，他说：“吉米，我的孩子，我跟你赌一下，谁输谁付饮料钱。”他递给我一枚两角五分钱的硬币，要我掷硬币，他先选。他选了正面，赢了。我付了饮料钱，让我只剩下一角钱。

马洛医生的小册子（他是那样叫的）用完时，我十五岁。他曾为一个小印刷厂老板的妻子减轻了病痛，那位感激的老板给他按优惠价印了两千份广告小册子。里面有很少是关于“黑鹰擦剂”的，主要是关于医生本人和他“在遥远西部的生活”。有一天，他和一位摄影师（是他无数朋友中的一位）去了富兰克林公园。在公园里，摄影师给他拍了几十张照片，他一只手拿着一根套马索，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六发式左轮手枪。我也跟去了。小册子印出来后，里面有医生的照片，他眯眼看着那些树，蹲在灌木丛后面，甩动套马索，用手枪瞄准。一则照片说明是“H.M.马洛医生在追击印第安人”，另一条说明是“H.M.马洛医生在抓盗马贼”。他对那份小册子感到很自豪，总是随身带着一份，会在街上散发给人们。

马洛医生去世前两年，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一辆发出呼哧呼哧响声的卡迪拉克老爷车。他说他准备再去巡回表演并卖药，可是他一直没能去，因为那辆老爷车太破了，只能开一英里左右。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哈德曼的人和他妻子来威洛比太太的寄宿舍住，他们是兰开斯特一带开农场的，卖掉自己的地方。他们喜欢上了医生，因为他的性格很开朗，他们说，他们也喜欢听他讲故事。他治好了哈德曼太太腰背部的一处旧病，而且分文不取，让他们觉得他是个正人君子。后来有一天他们说要搬到圣路易市，他们的儿子在那边。医生跟他们说他们应该买辆不错的便宜汽车，开车过去，而不是坐火车去——那样花不了多少钱，还可以看看风景，让自己享受一下。对了，他知道他们可以从哪里买到一辆刚好是这样的车。

当然，医生最后把那辆破旧的卡迪拉克车卖给了他们——一直放在一间修车厂的后面，他解释说老板免费让他放，因为他治好过老板的母亲的腹股沟疼。我不知道修车工是怎样摆弄了那辆车，可是的确摆弄过。医生拉着哈德曼夫妇去试驾时，那辆车真的挺稳地开起来了。他跟他们说他舍不得跟这辆车分手，可是他最后以一百美元卖给了他们。当然我知道，医生也知道他那辆车开不了多少英里。

十天后，医生收到了哈德曼夫妇从圣路易斯写来的一封信。他们不得不在离哥伦布市十五英里左右的西杰斐逊村丢掉了那辆车。医生大声给我读了那封信，一边眨着眼晴从镜片上方看，时不时说一句“嗨，乖乖！”和“嗨，乖乖呀！”“我只想让你知道，马洛医生，”他念道，“我是怎样看待你这种下三滥的骗子的[嗨，乖乖！]，我再也不会信任一个两面三刀的骗子和诈骗犯[嗨，乖乖呀！]，西杰斐逊村的那个修车工说你这辆老爷车给摆弄过，只是为了骗我们。这是个下作的招数，随便哪头猪，都不会这样对待一个白人[嗨，乖乖！]。”这封信远未让医生感到不安，而是显然觉得好玩。读完后，他取下眼镜哈哈大笑，他的手举到齐眉位置，闭上了眼睛。我很生气，因为我喜欢哈德曼夫妇，而且因为他们喜欢过他。医生仔细把那封信放回信封，塞进他外套的里侧口袋，似乎那是件宝贵的东西。然后他拿起一副牌，开始往下放牌玩单人扑克游戏。“想不想玩两把七分牌，吉米？”我怒不可遏。“不跟你这样的老千玩！”我大叫道，然后义愤填膺地离开了那个房间，摔上了门。我能听到我走后，他自个儿吃吃地笑。

我最后一次见到马洛医生，是在他死前没几天。我当时对死亡一无所知，可是我看到他时，知道他快死了。他说话声音很微弱，脸色憔悴。别人跟我说他身上疼得很厉害。我就要离开那个房间时，他要我把放在他的衣柜上的一个马口铁盒子拿给他，我去拿了递给他。他用颤抖的手指在里面摸索了一阵子，最后找到了想找的东西，递给了我，那是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要么更应该说看上去像是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但两面都是正面。“永远别让对方先挑，吉米，我的孩子。”医生说，略微像他以前那样眨眼睛，也发出了有点像以前那样吃吃笑的声音。我现在还保存着那枚有两个正面的两角五分硬币。有很长时间，我不愿意去想它，也不愿意去想马洛医生，可是现在我还是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