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

孙仲旭  译

贝尼道姆：七月十五日：

寡妇曼加达家的房子：苍白、桃红偏褐色拉毛装饰墙面，位于沿海岸伸展的林阴主干道上，对着偏红色的黄沙海滩——那儿有许多油漆得颜色鲜艳的简易浴室，形成一个由天蓝色木头作支柱和小方块阴影组成的迷宫。涌来的海浪时而平稳，时而溅起海水，标出海浪参差不齐的一道白线。这条线更远处，上午的大海在早早升起的太阳照耀下熠熠闪光，十点半的太阳高挂天上，变得炎热；越往远处，大海越呈蔚蓝色，越靠近岸越呈鲜蓝色，像孔雀羽毛般泛着蓝光。一个石岛突出在海湾中间，从地平线向上斜升，形成一个斜面三角形，由奇怪的石头组成。上午，它的泥灰岩被太阳猛晒，傍晚它倒向紫色的影子中。

透过棕榈树摇动的扇形叶和竹制遮阳蓬，太阳在二楼露台上洒成摇晃的线条和光斑。下面是寡妇的花园，干燥多尘的土中长着鲜红的天竺葵、白色雏菊及玫瑰；种在淡红色陶罐里带刺的仙人掌顺板石路摆成一排。后院无花果树的树荫下，有两张漆成蓝色的椅子和一张蓝色桌子；房子后面是一带起伏不定的山丘，山形高大，略带紫色，干燥多沙的泥土上，长着灌木状的一丛丛草。

早晨，当时太阳不热，大海上吹来的风是潮湿的，还带着新鲜的咸味，本地妇女穿着黑衣服、黑袜子，带着柳条篮，去镇中心露天市场摊档前讨价还价和购买新鲜水果及蔬菜：黄色的李子，绿色的辣椒，大个的熟西红柿，编成圈的大蒜，一挂挂黄、绿两色的香蕉，土豆，青豆，南瓜和甜瓜。条纹艳丽的海滩毛巾、围裙和绳子编的鞋挂在白色土坯平顶屋前。铺子里的阴暗地窑中，存放着装葡萄酒、油和醋的大罐，罐子外面裹着麦秸编的套。整夜，捕沙丁鱼小船的灯光在海湾里摇晃不定，时隐时现。一大早，鱼市上高高堆着新鲜鱼：银色的沙丁鱼一公斤只卖八个比塞塔，就堆在台子上，中间混了几个样子古怪的螃蟹、海星和鱿鱼。

当作门的，是面晃动的帘子，由一根根长长的珠子串组成，每位顾客进来时把它哗哩哗啦撩开，让风吹进来，阳光却晒不进来。面包店里总能闻到刚出炉的面包香，里头那间没窗户的屋里，那些人赤着上身在照料熊熊的火炉。送奶人清晨送牛奶，用他的一升量器从自行车驮的牛奶罐里，把牛奶打到每个家庭主妇放在门阶上的盆子里。在小型摩托车和锃亮气派的大型游览车中间，还有本地的驴车，装着蔬菜、麦秸或葡萄酒罐。干活的人戴着阔边帽，下午两点到四点午休，就在一面墙、一棵树或他们自己的大车的阴凉处。

寡妇的房子里只有凉水，没有冰箱；碗柜阴暗凉爽的里边全是蚂蚁。墙上挂着一排锃亮的铝制锅、盆及烹调器皿；洗盘子、蔬菜是在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水池里，擦洗是用缠在一起的一把麦秸。所有烹调活——油煎新鲜沙丁鱼、土豆和葱头玉米饼，煮咖啡及牛奶——全在一座老式油炉的蓝色火苗上做。

贝尼道姆：七月十五日：

认识曼加达寡妇是在一个星期三上午，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它正颠簸在阿利坎特到贝尼道姆的路上。听到我们赞叹那个蓝色海湾，坐在前面座位上的她转身问我们会不会说法语。一点点，我们说，她于是滔滔不绝地形容起她那座位于海边的房子，棒极了，有花园、露台和厨房可以用。她是个中年妇女，小个子，肤色深，穿着时髦的编织鱼网衫，里面是黑色衬裙，脚穿白色鞋跟的凉鞋，极为得体；她乌黑的头发烫成很多波浪和发卷，一双圆圆的黑色眼晴因为蓝色眼影和两道令人吃惊的黑色眉线而突出出来，两道眉线从鼻梁开始，斜着向上，一直画到了太阳穴那里。

她匆忙叫当地男孩把她的行李放在他们的手拉车上，然后催促我们走上大路，一边在我们前边稍远地方快步走，同时用她那种古怪的法语喋喋不休地谈论她那座房子，说她有多寂寞和多想把房间租出去，以及她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和气人”。当我们说自己是作家，想找个靠海的安静地方写作时，她马上赞成，说她完全了解：“我也是个作家，写爱情小说和诗。”

她的房子正对海湾那边能让人产生凉爽感的蓝光，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我们马上喜欢上了最小的那个房间，它的法式落地窗通向一个露台，是个极好的写作地方：栏杆上缠绕着葡萄藤；旁边一棵棕榈树和一棵松树提供了树阴，还有个竹片编的遮阳蓬，可以拉开成一个小小的蓬，以挡住正午的太阳。我们把她的开价压到一晚上一百比塞塔，我们琢磨自己买东西，自己做饭，能省很多钱。从她以快速的法语——不足之处是带着很强的西班牙口音——说出的一大通话里，我们听出她要教我们西班牙语，我们教她英语，还听出她当过教师，在巴黎住过三年。

我们一搬进去，就发现这位太太不是常为寄膳宿者开公寓。二楼还有三个空房间，她显然希望租出去，因为她老是说我们必须在“其他人”到来后跟他们相处好。在正式的餐厅里，她已经攒了很多白瓷盘、杯和碟子，还有同样多数量的铝锅、平底锅，挂在厨房墙上的一溜钩子上，但是银餐具绝对一样也见不到。太太似乎对我们未能随身携带刀、叉及勺子而大为吃惊，但最后她从收藏起的最好的银餐具中拿出精美的三套，说只是让我们三个人用，她很快就会去阿利坎特买些简单的餐具，买来后就把她最好的银餐具收起来。另外还有小浴室的问题，我们两人用着不错，可是让八个人用就几乎不行，还有安排在一座汽油炉上做饭以及吃饭时间安排上的问题，她似乎也从未考虑过。

她在我们的露台上挂出条幅“有房出租”后，我们提心吊胆地强烈希望她找不到房客。至少，我们已确定她不会把我们的露台——它挨着另外一个大一些的房间——作为卖点，我们解释那是惟一一个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写作的地方，因为房间内窄得放不下一张桌子，而沙滩和花园对度假的人来说不错，但不能作为作家的写作地方。偶尔，从我们的露台那里（我们很快开始在那里吃饭：早上用杯子喝热气腾腾的咖啡和牛奶，中午在外面吃有面包、奶油、西红柿、葱头、水果和牛奶的冷餐，晚上烹制肉或者鱼及蔬菜，还喝葡萄酒，黄昏在月亮和星星之下——）我们能听到太太领人参观房子，说她那种快速的半吊子法语。但在第一周里，尽管她带了几拔有望成为房客的人来看，但是没人来住。我们开心地打赌他们会提出哪种反对意见：没热水，只有一间小浴室、一座老式汽油炉——有镇上那种现代化的旅馆，她的要价大概太高了：哪个有钱人愿意购物和做饭？除了穷学生和像我们这样的作家还会有谁？也许房客会决定在费钱的餐馆吃，有这种可能性。尽管给我们看这座房子时，她曾以极为夸张的动作比划——指着一个没冰的空的冷藏箱，比划一个想象出来的用以为冰冷的洗澡水加热的用电机器——但我们发现这些令生活舒服的东西近期一样也不会有。我们发现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尝起来味道不好，怪怪的；当太太为让我做第一顿饭，奇迹般拿来味道好，还在冒泡的满满一玻璃罐水时，我们怀疑地问她是不是从水龙头接的，她支支吾吾地说着这种水的保健作用。过了一整天，我才发现她从深建在厨房地下的蓄水池里打上一桶水，池子上盖着块蓝色木板。原来，水龙头里的水不能饮用。

太太对为她预期的房客保持房子“整饬”很认死理：我们要在饭后把所有盘子洗干净并放起来，保持浴室整洁。她给了我们两块擦干碟子用的毛巾，要挂在门后，另外又在墙上挂了几块骗人的干净毛巾给“其他人”看。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座汽油炉，但我们要自己买汽油和火柴，这在我们两人一天四十比塞塔极为拮据的预算中又占掉一块。尽管操心这座房子的“整饬”，太太还一直在冰凉的水里洗油腻的盘子——水常常比盘子本身还脏——用一团磨损了的麦秸擦洗。

我们的头一天早晨就是场恶梦。我醒得早，因为那番长途跋涉仍筋疲力尽，在陌生的床上睡不安稳，醒来后发现水龙头没水。我蹑手蹑脚走下石头阶梯去开动那台古怪的机器，它有几段上了蓝色漆的奇怪的套管，还有伸出来的电线，太太说那台机器是“造水”的。前一天，她扳了开关，一台复杂的机器开动后，传来一阵令人信服的轰隆声。我扳了开关，只见蓝光一闪，一股刺鼻的气味开始从那个盒子里冒出来。我马上关掉开关，然后去敲太太的房门。没人应声。我上楼叫醒了特德，他昨天被太阳晒伤，肤色鲜红。

特德睡眼惺松地穿着短衬裤下来。又是蓝光一闪，没声音。他想拉开灯，没电。我们敲打太太的房门，没人应声。“她要么出去了，要么死了。”我说，我希望有水煮咖啡；牛奶还没送来。“不，她要是出去的话，会把水打开。她很可能躺着不想起。”最后，憋了一肚子气的我们又上床睡觉。差不多九点钟，我们听到前门开了。“她从后面溜到前面进屋，好像出去了一早上。”我赤着脚下楼，太太穿着一件白色的编织衣服，黑色眉线刚画过。她愉快地跟我打招呼：“您睡得可好，太太？”我仍在恼火：“没有水，”我直截了当地说，“没水洗，没水煮咖啡。”她奇怪而深沉地笑了一下，每次有什么不对劲时，她都会那样笑，似乎要么是我，要么是供水，非常幼稚和愚蠢，可她会全搞好。她试试电灯开关。“不亮。”她得意地大声说，似乎问题全解决了。“全村都这样。”“早上经常这样吗？”我冷冷地问。“根本不是，不是，不是。”她扬起眉毛一口气说，显然刚注意到我话里的讥讽之意。“您一定别太在意，太太。”她匆匆走进厨房，掀起水池上的盖子，用绳子系一个桶放下去，提上来晃晃荡荡的一桶清水。“水充足，”她咯咯笑着说，“一直都有。”这么说她是把有益健康的水存在这里。我沉着脸点点头开始煮咖啡，她则跑去邻居家看怎么样。我很肯定因为我天生摆弄不了机器，“烧坏”了什么东西，让全镇都断水断电。但显然只是这座房子这样，因为太太得意地鼓捣着那台机器，开心地说到处都有水，并说我们担心没水时，永远永远别碰那台机器，而是要马上叫她。她什么都能修。

我们用汽油炉时，也遇到了麻烦。我们的第一顿饭，我计划做特德最喜欢吃的一种：一盘菜豆和煎制新鲜沙丁鱼，是我们早些时候在鱼市场以一公斤八比塞塔的价格买下的，放在自制的盛水器中，就是盖着湿布和盘子的几个平底锅。我把菜豆放上去煮，可是二十分钟后，它们仍跟开始时一样硬，我也注意到水根本没开；特德怀疑没热劲，说也许油烧完了；他把火苗调高了一些，绿色火苗又细又有烟。“太太。”我们喊道。她答应着从客厅冲进来，赶紧把煮豆的锅、灶盘和燃烧器拿下来，就看到有一英寸长烧焦了的油芯，那是犯错的确凿证据。我们把它拧得太高，因为没油，油芯本身着了。太太往油罐里加了汽油，摆弄了油芯，把没烧焦部分拧上来，之后点着炉子，捣了捣那些菜豆。她完全不满意。她跑出厨房，回来洒了把粉末进去，在锅里嘶嘶作响而且起泡。我问她是什么，她只是吃吃笑着说她比我做饭时间长得多，知道些“小窍门”。什么魔粉，我想，毒药罢。“小苏打。”特德让我放心。

我们开始意识到太太曾经习惯过比目前情形排场得多的生活。每天晚上，她去镇上找“女佣”来清洁家里；我们来的那天擦洗地板的小姑娘后来再也没露过面。“都是因为旅馆，”太太告诉我们，“女佣全了去旅馆干，他们付的工资多得多。现在你要是请个女佣，一定要很和气，小心别伤了她的感情；她要是打了你最好的瓷碗，你一定要笑着说：别为这事烦恼，小姐。”第二天早晨我下楼煮咖啡时，发现太太穿着件毛巾布浴衣，眉毛还没画，在用一根湿拖把清洗石头地板。“我不习惯这样，”她解释道，“我习惯用三个女佣：一个做饭，一个搞清洁……三个女佣。大门打开后，我不让大家看到我干活，可是关了门，”她耸了耸肩膀，一边用手比划代表各种动作。“我什么都干，全干。”

有天在牛奶店里，我们试图解释想让他们每天把两升奶送到什么地方。林阴道上的房子没有门牌号，以我们会说的初级西班牙语，不可能让那个送牛奶工听明白；最后请来一位会说法语的邻居。“噢，”她微笑着说，“你们住在寡妇曼加达家，这儿没谁不认识她。她穿得很时髦，妆化得很厉害。”那个女人咧嘴一笑，似乎寡妇曼加达是个镇上名流。“她给你们做饭吗？”她好奇地问。我心里突然有了种本能要维护太太，不泄露真实的情形。“噢，当然不，”我大声说，“全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女人点头微笑，样子就像只心满意足的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