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ke按：李天才上一次弄出这么大动静，是2006年时发表那篇雄文《文学翻译也需与时俱进：谈谈翻译速度和稿酬问题》时，里面提到了他的翻译速度以及翻译收入是高还是低的问题，他的这两方面看法都令人咋舌。他眼里的速度应如何大家都知道了，后一方面如这一段：“而从事文学作品翻译，按每小时1000字、每千字60元计算，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作22天，月税前收入可达10560元，年税前收入高达126720元。而根据《经理人》杂志的排行，位居2006年中国最佳MBA排行榜第5位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的MBA首份工作平均年收入为128600元。相比之下，文学翻译的报酬算是极高也不为过。”天才的文章出来后引起很大反响，我也写了这篇《你让我开始怀疑人生》贴在自己博客上。这次旧文重贴，下面还有李天才的雄文以及其他人谈此事的文章）

 

你让我开始怀疑人生

先汇报一下工作并且算一笔账。这一段以来翻译工作进展顺利，特别是“十一”黄金周，除了值一天班外，其他几天都在翻译，并且译出了近期的日记录：7100多字。其它每天大都在6000字上下。你也许就会打算盘：如果我专业搞这个，天天在家里翻译，一天6000字，一个月18万字，按稿费标准千字60元算，岂不是成了收入过万的“金领”？

但是且慢，我非超人，并不能每天都译出6000字。另外一定要说明的是，根据自己的实践，每天译出几千字的情况，只是翻译一本书的其中一个过程。开始往电脑上译之前，总得看一遍全书吧？傅雷先生可是不看10遍不动手的。然后要在用A4纸复印的每一页上草译一下，查点生词，克服一些难点，下面才是看着草译稿，边译边往电脑上输入的阶段。然后译完后看一遍，再开始和原文校对，之后再看两遍方交稿，交稿后出版社的校样还是要看一遍，这前前后后的程序，都是需要时间的！实际上平均下来，即使我很勤奋地把每天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以及周末都用来翻译，不用出差，也没有别的事项打扰，每个月都顶多只能译出3万字左右，每天平均才1000字，最好的情况下，一个月能捞的“外快”扣税后不到1700元。

但是看到李继宏先生的文章，我真是不胜惊讶，他有这样的统计：“而从事文学作品翻译，按每小时1000字、每千字60元计算，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作22天，月税前收入可达10560元，年税前收入高达126720元。而根据《经理人》杂志的排行，位居2006年中国最佳MBA排行榜第5位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的MBA首份工作平均年收入为128600元。相比之下，文学翻译的报酬算是极高也不为过。”

看来，我真是辜负了翻译这份很有前（钱）途的工作。这么多年虽然一直在内心挣扎是不是去从事专业翻译，但是根据我的测算，专业翻译，周末不休息，最多只能翻8万字，而不像李先生所说的在享受周末的情况下，还能翻17万6千字，所以绝对不可能享受到李先生所指的高薪，另外也未必能保证一直有喜欢翻的书，因此踌躇之下未敢决断。莫非李先生自己译完后不校不改，便交稿了事？

当然，我还得坦白自己并不如李先生那样：“性格较为坚韧，也远较常人能吃苦；一般译者未必愿意或能够每天持续工作15小时之久。”即使我在没有孩子打扰、不用做家务的情况下，在案前、电脑前坐一天，也会把一两个小时拔给看书、看电视等，一方面是休息，一方是我相信“功夫在诗外”，如傅雷先生所说：“一天只花五六小时做翻译，其余三四小时自己用些功夫。”笔译，尤其文学翻译不同于同声翻译，译者本人更不是录入机器，长期能保持每小时1500字的翻译速度，非天纵奇才的超人莫为。

所以我一向以为文学翻译太苦，而稿费太低，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不时也写文章呼吁提高一下，但是看了李先生的文章，知道了同样是搞翻译，我跟人家在水平上、思想境界上相差太远了，真是惭愧莫名。说真的，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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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也需与时俱进：谈谈翻译速度和稿酬问题

李继宏

    近日读到施康强先生的文章《文学翻译：后傅雷时代》（文汇报，2006年10月16日），文章对傅雷翻译和当今文学翻译多有真知灼见，读来受益匪浅。但施先生在文章末尾详细提到傅雷先生的翻译速度和所得报酬，并以此论证如今文学翻译水平低下乃是稿酬过低所致，则未免有胶柱鼓瑟之嫌。

    关于傅雷的翻译速度，《傅雷谈翻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下同）第64页明确指出：“初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誊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改稿誊清后，还得再改一次。”如此算来，施康强认为傅雷日译千字，虽失之于精确，也不能算错；然而他说如今文学翻译“一天的进度也就一千五百字左右”，实在是诳语。

    翻译归根到底是一种生产活动，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生产活动和生产力受到生产工具的制约。生产工具的革新，会推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而谈到作为生产活动的翻译，情况也是如此。那么，翻译的生产工具是什么呢？一般而言，翻译的生产工具包括原文材料、译文录入设备、译文载体、相关参考文献等。

    在傅雷从事翻译的时代，原文材料通常是纸质印刷品，译文录入设备是笔，译文载体是纸，相关参考文献一般而言也是纸质印刷品。随着电子技术的兴起，如今的原文材料既有传统的纸质印刷品形式的书籍，也有数位形式的电子文档；译文录入设备以电脑为主；译文载体以电子文档为主；而众多工具书的电子化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更使相关参考文献迅速电子化。生产工具的这种革新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译文录入速度大大提高。以笔者本人为例，用钢笔抄写文稿，每小时最多1200字；但改用电脑录入，每分钟高达140余字，速度比用笔提高了整整七倍有余。

    其次，查阅文献更为方便。翻译中难免会碰到不认识的生字，这就需要查阅相关参考文献，所以查阅参考文献的便捷与否又会影响翻译的速度。傅雷曾经提到，“几个月来做翻译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的准备工作，七百五十余页原文，共有一千一百余生字”（《傅雷谈翻译》，第59页），光以生字而论，每翻译一页即需查阅参考文献将近两次。而传统的参考文献都是些大部头的工具书，查阅起来相当不便。笔者喜欢收集各国词典，其中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足本韦氏百科英文词典》），厚达2230页；又如GRAN DICCIONARIO DE USO DEL ESPA?OL ACTUAL（《当代西班牙文用法大词典》），亦是厚达2133页，查阅颇感麻烦。后来在工作用的电脑上安装了各种工具书的电子版，每查一个词所费时间不过两三秒，与翻阅词典动辄一两分钟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再者，凡是认真的翻译，任凭水平再高，总难免会碰到查参考文献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便要请教原作者或者学问高明的人了。傅雷翻译《幻灭》时，曾说“将来还有一大堆问题寄到巴黎去请教”（《傅雷谈翻译》，第59页）。按照当时的通信条件，信件一去一来，三个月就过去了。如今则要方便得多。笔者前一阵译耶鲁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贾德?鲁本菲尔德教授的小说《谋杀的解析》，曾碰到一句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只好去email询问，次日即收到他的回信，可见如今的通信条件也有助于提高翻译速度。

    那么，如今的翻译速度能有多快呢？实际上，翻译速度除了受限于翻译的生产工具之外，还跟译者本身的修养有关。根据翻译理论家罗格?贝尔（Roger T. Bell）的看法，理想的译者应该具备完善的双语能力，能够自如地理解原文（decoding source language）与组织译文（encoding target language）（见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35-43页）。理想的笔译，应该像口译中的同声传译一样，看到原文马上就能转化为译文，这样一来，理论上的翻译速度就等同于译者的文字录入速度。换言之，如果一个理想译者的文字电脑录入速度为每分钟140字，那么他的翻译速度也应该这么快。

    这是理想状态，实践中决没有译者能达到这个水平。因为语言涉及的知识面实在太广，别说阅读外文，就算阅读中文，也会碰到费解的字或者句子。比如学中文的人看到“三氧化二砷”这个词组，未必能瞬时反应过来这就是“白砒霜”。但我们很容易能够推断出，如果两个译者的修养相等，那么他们翻译速度的差异就等同于译文录入速度的差异。也就是说，在文字录入速度比傅雷时代提高了不止7倍的今天，即使扣除查阅工具书更加便捷的因素，如果傅雷生活在今天，他的翻译速度应该在每天7000字左右。

    根据笔者的翻译经验，如今一个使用电脑的熟练译者，翻译文学作品的速度应在每小时1000-1500字之间，视乎原文难易而定。笔者年前翻译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作品《追风筝的人》，全书电子文档统计字数共195190字，总共用了10天时间，即2006年元旦假期三天，以及随后七天的春节假期。每天从清晨7点开始翻译，至深夜12点方始睡觉，扣除买菜做饭吃饭洗澡等杂事所占时间，每天工作时长达15小时，平均每小时翻译将近1300字。而自今年4月至今，译者利用业余时间，先后译完《倒转地极》（电子文档统计字数208229）、《谋杀的解析》（电子文档统计字数241013）两书，以及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In the Company of the Courtesan两书的部分篇章。翻译过程中测试过，翻译速度每小时峰值为1700余字，谷值为1000余字。

    笔者2003年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位不高，更非翻译专业或者外语专业科班出身，从事翻译时间也不长（第一本译著《维纳斯的诞生》于2005年5月出版），国内翻译界学问比我好、资历比我深的人不计其数，能达到此一翻译速度的译者自然也不少。当然，笔者自幼家境贫寒，性格较为坚韧，也远较常人能吃苦；一般译者未必愿意或能够每天持续工作15小时之久。如傅雷，“一天只花五六小时做翻译，其余三四小时自己用些功夫”（《傅雷谈翻译》，第51页）。以每天五小时计，即每小时能译200字；根据上面的折算，假如傅雷先生活在今天，每小时平均翻译速度为1400字，正好印证了笔者关于翻译速度的看法。

    谈到翻译报酬，常见的说法是认为如今千字20-80元的稿酬（国家版权局《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1999年4月）太低，更有甚者如施康强等诸位先生，还将某些低质量的文学翻译作品归咎于此一标准。然而，这样的稿酬果真很低吗？

    施康强的文章认为，“傅雷当年以稿费为惟一收入来源，日译千字足以保证他过相当优裕的生活”，并以此作为如今翻译稿酬过低的论据。这一看法流传甚广，可惜完全是错误的，根本是对历史和出版行业的无知。

实际上，直到1992年10月15日和30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才分别在中国生效。换言之，在此时间之前，中国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并不用支付原著著作权人版税。民国年间，以及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文学图书的译者均能从出版社拿到本来应该属于原著著作权人的版税。并且，早先由于文化事业没有如今发达，图书市场可供选择的品种不多，单一图书发行量远比现在要大，所以译者能拿到的报酬极高。再者，早些年我国外语人才较少，能胜任文学翻译的就更少了，这也是造成当时翻译稿酬畸高的原因。总而言之，傅雷当年的稿酬制度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用畸高的标准来和当下版权保护制度完善、图书品种丰富以及单一发行量下降、外语人才众多的情况作比较。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翻译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的报酬，则取决于此种劳动所产生的价值。翻译稿酬也应该取决于译者的翻译劳动所带来的价值。下面就以目前国内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情况来考察翻译劳动的价值。

笔者自2005年8月起供职于国内最大的翻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并于今年9月间调到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笔者自工作中了解到，目前国内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数多为5000册，首印10000册以上的极为罕见。就以一本20万汉字、定价25元、起印5000册的外国文学作品为标准，来谈谈翻译劳动的价值。

    自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在中国生效之后，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外文作品，均需支付原著著作权人版税，通常为7-10%。一本20万字、定价25元、印数5000册的图书，需要支付外方版税（以7%计）为8750元，印刷装订成本约为25000元，出版社间接管理成本约为18750元。如此一来，扣除翻译稿酬之后的成本为52500元。而目前国内的图书发行折扣为6折，退货率为10%（实际上大多数书籍远不止这个比例），出版社能从这本书得到的收入为67500元，减去成本等于15000元。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不考虑出版社的利润和资产折旧，翻译这本书的劳动价值最多也就是15000元，折合每千字75元。由此可见，在上述最理想的情况下，出版社发行一本印数5000册的外国文学图书，如果支付千字60元的翻译稿酬，利润将只有3000元，利润率只有可怜的5.7%。而译者所得（12000元）已经超过了原著著作权人所得（8750元）。施康强先生文中有引语说：“论事要平恕，喂耗子药，求千里足，岂有此理？”笔者在此颇想反问施先生一句：“论事要平恕，产耗子屎，求千金酬，岂有此理？”

我们不妨再从其他行业的薪酬来看翻译稿费高低。首先来看社会人均工资。上海人均工资在全国虽说不算最高，但也是属于较高的城市之一，2005年为26823元，也就是人均月薪为2235.25元。而从事文学作品翻译，按每小时1000字、每千字60元计算，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作22天，月税前收入可达10560元，年税前收入高达126720元。而根据《经理人》杂志的排行，位居2006年中国最佳MBA排行榜第5位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的MBA首份工作平均年收入为128600元。相比之下，文学翻译的报酬算是极高也不为过。

    笔者这么说，并不是认为现行的翻译稿酬制度完美无缺。译文质量有高低，图书销售有好坏，不能一概而论。首先，翻译稿酬必须起到奖优惩劣的作用，而非不管稿件质量高低，统统千字60元。其次，需按图书销量付酬，而非无论卖1本还是100万本，统统付相同的稿酬。关于后面这一点，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做得很好，该社采用的稿酬标准是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基本稿酬为千字50-60元，印数稿酬为基本稿酬的百分之一乘以千册印数。也就是说，所译图书印数每增加十万册，译者所得稿酬就会增加一倍。在当前看来，这是最为完美的翻译稿酬制度，可以推广给国内各出版社采用。

    施康强先生文中另有一观点，认为如今翻译稿酬太低，所以出不了精品，这也是笔者所无法苟同的。姑且不论如今翻译稿酬高低，文学翻译跟其他艺术创作一样，质量的高低是跟金钱没有关系的。众所周知，曹雪芹生前潦倒不堪，却创作出不朽巨著《红楼梦》；法国画家高更负债累累，其画作也是西方艺术宝库中的明珠。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任何有追求、有责任的译者，决不会以增加个人的经济收入为翻译目标。事实上，支撑笔者翻译的，除了不菲的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众多读者来信。笔者曾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说原来非常喜欢玩网络游戏，无心读书，后来看了拙译《追风筝的人》，决意痛改前非云云。
笔者看了之后异常感动，自己翻译的作品，能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力量，难道不正是译者最幸福的事情吗？

    文学翻译是意义重大的文化事业，不但能增加国内读者的选择，更是丰富中华文化的必由之路。文学翻译事业的兴旺，需要的并非故玄其技以蒙读者、自艰其事以阻后学的先行者，而是与时俱进、坦诚相待的译界前辈。未知施康强先生等诸位以为然否？

附：

 

文学翻译：后傅雷时代

    ■施康强

    傅雷先生的文学翻译生涯开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5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到60年代戛然而止。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翻译的众多巴尔扎克小说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50年代傅译巴尔扎克小说的影响更多停留在文学普及、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五十岁到七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不仅提倡，也确实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空前繁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80年代以后，文学翻译界前辈复出，新人涌现，蔚为大观。除了占绝大多数的新译本，出版社出于品牌或版权方面的考虑，也推出一些复译本（也称“重译本”。其实在古汉语里，“重译”是“经过几道翻译”的意思），包括复译傅雷翻译过的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三个复译本（许渊冲、韩沪麟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本），《高老头》、《邦斯舅舅》和《欧也妮?葛朗台》各有一个，译者分别为韩沪麟、许钧和李恒基。复译者的情况不同。

    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在《译者风格评析——傅雷译文风格得失谈》中比较了傅译梅里美的《高龙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指出这三位不同风格作家的原文，在傅雷笔下变成同一种节奏明朗、飘逸清奇的风格，以流畅的行文、轻快的四字结构、丰富的用词、多变的色彩为特征。此一傅雷风格与梅里美的“句短字洁”、“明快流畅”比较接近，但与巴尔扎克“气势浩瀚”的长句有一定距离。结论是：“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许钧表示，他复译《邦斯舅舅》是为了研究傅雷的翻译。他要求自己的译文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前辈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从另一种信念出发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重译则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在许渊冲先生那里，原作者的风格不必考虑，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遑论前面的译者。另一位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读过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必定记得开头那句话：“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就这句话而言，好比在崔颢之后登黄鹤楼赋诗，要超过前人是很难的。许渊冲先生译作：“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的后墙。”韩沪麟先生的版本为：“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天津版本的译者大概苦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索性不译这一句。哪一种译文更具浩荡的气势，不言自明了。

    超越细节，就译本应该使用的语言而言，许钧先生和韩沪麟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我们这些老朽或准老朽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我个人的看法，当今译坛呈多元化状态，不以傅译为最高标准和惟一依归，本质上是件好事。读者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这样他们就与其他产品的消费者一样，享有更大的选择。如同性格演员演谁像谁，许钧先生要求译者译谁像谁，似非天才莫办。个性强的译者如本色演员，也可以成为一代名家巨匠，要在选准与自己个性相近的作家和作品。即便译者本人的风格与作者不一致，如果译者的风格能带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那么这个译本总是有其独立价值的。至于当前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洋味”的偏爱，我以为与年龄，也与社会上对洋货的崇尚不无关系。一旦他们进入中年和老年，阅读趣味恐怕会改变，转而喜欢醇正的中文。傅雷的译文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一个阶段的最高成就，甚至作为现代汉语白话文的一个范例，自有其历史地位和永久价值。另一方面，除了风格，还有个译文语言定位问题。许钧先生曾引用西方某一派的翻译理论，认为译本每隔二十年就需要更换，以迎合新一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个人认为，优秀的译本最好符合或接近原文给予母语读者的感觉。同在19世纪，巴尔扎克的风格诚然不同于梅里美。另一方面，他们两位使用的法语与当代法语是有差别的，好比风格各不相同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他们的使用的汉语与王朔这一代人，与70后、80后作家群是不一样的。傅译巴尔扎克，语言当时在新旧之间，越往后越见其旧，惟其旧，如绍兴酒越旧越醇，我们才感到这是十九世纪的作品，不是新小说，不是当代某一部法语畅销小说。不是说傅雷译过的作品不必复译，不能复译，而是复译不能以符合，乃至迎合目的语的当下形态为惟一取向。

傅雷之后的文学翻译迎来了空前繁荣，高手如林的盛况，也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尴尬：许多译本成文草率，乃至错误百出。造成这种局面，既有出版社的原因，也有译者本人的素养问题。出版社为抢占市场，往往限定译者在几个月内完成几十万字。而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家除了熟练把握外语和驾驭母语，还需要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储备。当代翻译家中不乏外语专家，但是少见通才。

    傅雷曾告诫傅聪：要做一个钢琴家，首先要做一个文化人，之后做一个艺术家，再之后要做一个音乐家，最后才是做一个钢琴家。我们同样可以说，你要做一个文学翻译家，首先要精通一门外语，有可能还要懂一门或几门别的外语，之后要能娴熟运用母语，再之后做一个杂家，具备各方面的知识，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翻译家。

除了翻译家学养不足，造成译文质量低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妨说文学是翻译生态本身存在问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傅雷安坐家中三楼的书斋，专心致志翻译巴尔扎克。他有专职夫人料理一切家务，楼下灶间里还有娘姨做饭。他为自己规定一日进度不超过千字，怕速度快了会影响质量。这样完成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

    傅雷之后的文学翻译家多为业余。一般知识分子的家庭都为双职工，不雇，也雇不起保姆。他们作为翻译家的生存状态，可以对傅雷翻译风格深有研究，而且身体力行的罗新璋先生为例。罗先生于1991年1月开始翻译《红与黑》时，还在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上班。他黎明即起，从四点到七点十足工作三小时，约得千把字草稿。然后去上班或做其他事情，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服等家务。白天若有空闲，他会查词典、翻参考书、润饰译文，到晚上临睡前重新复核一遍。全书四十万字，花一年多译成初稿。第二年，再改再抄，刻意求工，最后到1993年2月竣工，历时两年。定稿仍为四十万字，平均每天折合五百字。罗先生自愧在效率上不如傅雷，不过他的工作条件确实也不如前辈大师。

    把翻译当作一门精致的艺术，今天这样的翻译家已经不多了。在一般翻译家手里，翻译更多是一种技巧，一种“匠活”。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对同行的调查，以每六小时为一个工作日计算，一个熟练、敬业的译者在状态好的情况下，一天平均可译两千字初稿。但是同样必须有个反复核对、修改的后期制作阶段。最后折算下来，一天的进度也就一千五百字左右。

    傅雷当年以稿费为惟一收入来源，日译千字足以保证他过相当优裕的生活。但在今天，就算每天平均折合两千字成品，又能带来多少收益呢？以通行的文学翻译稿酬标准计算，每千字60元，两千字可得120元。扣除所得税后，净得不到100元。假如你除了翻译没有其他收入，以每周5个工作日，每年工作40周计算，译四十万字需要整整200个工作日。辛苦一年，交稿后等出书，出书后等迟迟不肯赐下的稿费，预期税后收入为20000元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月收入约1600元。罗新璋先生日译仅得五百字，若不是另有固定工资收入，怕也坚持不下去。

法国人有句话：没有养不活人的行当。可是在当代中国你若有志当职业翻译家，除非粗制滥造，萝卜快了不洗泥，或者天纵奇才，日产五千字保质保量，一步到位，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何况，一个人精通一门外语，与其做翻译，他满可以选择去讲课，做家教或别的报酬要高得多的工作。另一方面，出版社既急于出书，又不愿意提高稿酬，自然难觅明其道不计其利的译者，对译文的质量也不会挑剔。如此说来，对翻译真是不能提太高的要求。一位曾经的译者在《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2日）上大叹苦经。他一个工作周译8000字，换成人民币不足500元，扣税和成本之后，只余300多元。相比之下，“五六十年代译书，千字得二十余钱，不必克俭到喝‘高沫’、抽劣烟，全家犹有肉吃。译界有傅雷，岂是偶然呢？如今的物价，为当时30倍不止，但我看眼下的译文，差前贤不过10倍。这个成绩，我是喜而过望了。论事要平恕，喂耗子药，求千里足，岂有此理？”也就是说，在傅雷之后，或许有几部译著堪与傅译比肩或抗衡，但是像傅雷那样倾毕生全部精力从事文学翻译事业，其译文在母语中成为典范的大师，怕是很难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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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谈谈翻译速度和质量

　　小李

　　刚刚拜读了李继宏反驳施康强关于翻译的文章，也来发发议论。

　　两位先生讨论的是翻译质量、翻译速度和报酬之间的关系。施认为：译者如果想要做到像当年傅雷那样“精益求精”，就只能一天翻译1500-3000字左右，而以这种速度翻译，拿今天的译酬，一个专业文学翻译者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因此，间接的结论是：1）如果想要靠翻译养活自己，就只有粗制滥造；2）因此现在很少有好的专业文学译者；3）也很少有好的译作。

　　李继宏则认为，现在“速度快”的专业译者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活得很滋润（例如，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的MBA”还滋润得多）。

　　问题在于施谈的是译著的“质量”，而李通篇讲的是“速度”问题。按照李的观点，译者只要速度足够快（例如像他自己那样快，而且除了吃喝拉撒，其他一概不管，甚至长年累月不用读书看报），就足以像他那样活得滋润，且步步高升（一个2003年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居然做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专职翻译，不可谓升得不快不高，实在可令其他早生多年的英语专业毕业生汗颜！）。

　　李何以有如此之快的速度呢？原来诀窍全在“敲键盘”的工夫上，傅雷当年速度慢，就是因为只会爬格子，不会敲键盘（估计施康强们也差不多），且“每天花三四小时自己用些功夫”，不像人家李继宏“每天工作长达15小时”。如果会敲键盘，而且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本科，一定早已文武双全，成竹在胸，再加刚出校门，后生可畏，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天24小时敲键盘也不再话下。

　　按照李继宏的观点，“理想的笔译，应该像口译中的同声传译一样，看到原文马上就能转化为译文，这样一来，理论上的翻译速度就等同于译者的文字录入速度。换言之，如果一个理想译者的文字电脑录入速度为每分钟140字，那么他的翻译速度也应该这么快。”李的这一番话，恐怕露出了破绽，让人怀疑他是否真枪实弹自己搞过翻译。首先，“同声传译者看到原文马上就能转化为译文”吗？一个哲学家在专业会议上宣读一篇高深的英语论文，同声传译能够仅凭当场“看”就立刻将其转化成中文吗？事实上，一个有经验的、负责任的和好（理想的？）的同声传译译者为了准备每次专业会议翻译，必须事先拿到发言稿，且至少准备一个星期（例如事先查找资料，拟出译稿），才能保证质量。

　　其次，“原文”本身文字质量也有天壤之别，如果像李继宏这么“理想的译者”看见一篇文字粗糙的“原文”就能立刻转化为中文，那么看见一篇文字精美且处处暗藏玄机的文章是否也能“立刻”转化为中文？这里我们撇开外文不说，一个普通的读者（例如一位社会学本科毕业生）读一本琼瑶和一本厚薄相当的钱钟书的学术专著是否花同样的时间？

　　再来谈谈质量问题。本人还没有阅读过李继宏的任何译著，但是至少知道那都不过出自些畅销作品，何以能同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家之作相提并论？就是这样的作品，恐怕李继宏也并没有照顾到质量问题，因为记得那个什么《维纳斯的诞生》开篇就被方舟子等人找出了不少破绽，李先生似乎还因此欠下慈善事业1000多元。

　　无论如何，自己每天工作15小时也好，或者像现在某些“名家”常做的那样，译一本书请15个本科生代劳也好，质量，而非速度，才应该是译著出版追求的目标；而“欲速则不达”，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
(XYS200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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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翻译

　　李继宏

记得《周易?系辞》中有一句话，叫做“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如果抛开后面那几句诸如“圣人立象以尽意”之类的神秘主义言论，这短短的八个字，便揭示了书面语、口语和人类意识活动之间的关系。反过来看，文字和语言都是意识活动的产物，而人的意识活动，则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生活环境不同的人群，他们的意识活动，乃至语言、文字是不同的；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人类的意识活动、语言文字也会随之变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早些年潮汕话中有一个名词叫“灰埕”，这个词别说外省人，到了东莞、广州一带便难以理解。所谓“埕”，本是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用来饲养贝壳的水田；潮汕的灰埕，则是聚落址中一块平坦的空地，铺以石灰（后来也有铺水泥的），收成季节用来晒稻谷，到了游神的日子，则用于集体祭祀。如今，随着人口激增，经济发展，耕地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日见其小，灰埕终于式微，这个词也越来越少被提及，恐怕过不了几十年，便要被人彻底遗忘。但有些本来所没有的名称，却渐渐涌现出来。汽车在潮汕话中，本称“逻离”，即英文lorry（货车）的音译，如今则被汽车、轿车、货车等新兴名次所取代了（有趣的是，lorry这个词在英语也日渐衰微，这个涉及到lorry的词源和英国交通工具的演变，在此不予展开）。

上文已经间接表达了如下观点：对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群来说，生活环境差异愈大，意识活动、语言文字的差异也就愈大，沟通起来也就愈困难。这在当前，庶几是公认的真理。但早些人们发凡的却并非如此。比如《圣经》中有巴别塔的故事，就以为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原先都是一样的，因为妄图造一座通天塔，被耶和华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

幸而耶和华果真仁慈，倘使被变乱的不是口音，而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生理机制，那么，散居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起来，未免鸡同鸭讲，翻译的难度就要大得多，甚或不可能。是的，不同语言之所以能够互通，是因为其背后有共同的基础，即无论是高加索人种还是蒙古人种，是莫桑比克人还是加拿大人，是伦敦人还是上海人，他们的意识活动的生理机制是一样的。由此，我们可以反推过来，如果两个说不同语言的地区，由于彼此间交流增多，生活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非物质环境）趋于一致，那么，这两种语言互译的难度便会相应降低。

如今谈翻译，翻译工作者或是故玄其技、或是确实水平不够，总喜欢引用严又陵的话来证明翻译的难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在严复的年代，正当近代中西交流肇始，诸多外文名词，所指本是中国所无，自然会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译名。例如英文的telephone，今天的初中生也知道是电话，因为近乎人人家中都有。而当时却只好译为多数人并不能理解的“德律风”。又如英文的bus，原先中国并无此种公共交通系统，只好音译为“巴士”，现在却只在粤语地区还通用，正确的译法早就改为“公共汽车”了。就物质生活而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发展迅猛，跟国外日益同化（一般城市家庭均装有抽水马桶，而不是在卧房摆一个便壶），实物名词的翻译，难度比严复时代大为降低。

当然，正如生活环境并非只限于物质环境，语言文字涉及到的，也并非只有实物名词而已。笔者最近在译一本书，叫做A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里面涉及的ideas，自然都是些抽象名词，比如dualism，theocracy等观念，均为传统中国所无。倘使我生活在清末，自不免也来发一通“旬月踟蹰”的感叹。然而百余年来，中西之间除了物质交流，文化交流也是祚永运隆，未曾停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之相互理解，已远较过去为多。清末民初，严复译Shakespeare为“狭斯丕尔”，梁启超译为“索士比亚”，田汉则译为“莎士比亚”。目前均从田汉译法，因为在严复看来，Shakespeare是“词人”（见《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转引自鲁迅《花边文学?“莎士比亚”》），而当今人们大抵都知道莎士比亚是英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百余年来，众多前人为引介西方思想观念，是颇耗了些心力的。赖有他们的成绩，我翻译时多数时候无需另起炉灶，而是和光同尘即可，自然甚感便捷。

随着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便捷，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了解越来越多，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渗透就越来越深，翻译也就越来越好做。俗语说万事起头难，翻译尤其如此。可是一旦开了头，有了积累，终究是越来越容易的。

因此，窃以为，翻译工作者也好，一般读者也好，谈论翻译的时候，宜懂得比较历史和现实，则大抵可以避免刻舟求剑之愚。

(XYS200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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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是非费斟酌
　　—— 也说文学翻译稿酬

蜀中散人

　　近日上网得知，一向关注译坛风云的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旧话重提，又热
热闹闹讨论起文学翻译的报酬问题来了。尽管相信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仍难免纸上
谈兵，还是难却邀我发表意见的朋友盛情，挤出时间来说上几句。

　　到底千字五六十元的翻译稿酬是“够高”的了，还是“极低”呢？

　　首先，判断争论的是非得看源文本是难是易，译文所要达到的要求是高是低，
最后产生的译品是优是劣。如果难、高、优，六十元乃至八十、一百元，仍不能
不说报酬很低、极低。须知翻译家为此得字斟句酌，得事前事后、有形无形地花
费许多脑力、体力、时间和心血，也就是得部分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决不是
敲敲键盘就能成事。文学翻译家兼为学者和作家，以艺术再创造为职责；成功的
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必须是艺术品，因此也就应该当作艺术品来定价是不是？
相反，用机械的、自动化流水线似的或者其他近乎匠作的方式生产乃至粗制滥造
的译品，五六十元一千字的确够高了，因为产品生成快速、大量，译者虽然辛苦
——每天坐八小时并连续不断地敲键盘不辛苦？！——却过得下去甚而至于有望
小康。至于还有一类所谓“译作”，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有害而无益，不
说也罢。

　　其次，判断是非还有个立场问题。蛋糕就那么大，握有切割权的大小操刀者，
自然给自己留得越多越好；在他们眼里，给翻译家六十、八十元自然够多，太多，
翻译家们实在“贪得无厌”。然而如此切分蛋糕，尝到甜头的操刀者觉得天经地
义，可有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和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局吗？

　　再次，下判断的有效方法之一为比较；可竖比，可横比。康强先生已竖比过
了，再横比一下：今日中国，与同为艺术创造的影视明星、主持人、歌手、相声
演员乃至超女的表演相比，与作家的创作相比，翻译家不是处于最底层，艰辛的
心智劳动所获不是最少，少得与人不可同日而语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今日青年人对读MBA趋之若鹜，对学文学翻译
冷若冰霜。大学的中青年教师玩儿命地兼课代课，以获取短平快的收入养家糊口，
买房买车，对做文学翻译挣稿费什么的根本嗤之以鼻；还愿当翻译临时工甚至抢
手的只是急需钱花又胆大妄为的学子。这样的“译者”也可能很多，结果呢拼凑
乃至剽窃的“编译”、“抄译”、胡译乱译也多。如此一来，合格的译者怎会不
难找，翻译水平怎能不下降，翻译垃圾怎会不成堆？！

　　明明白白的事实，浅显异常的道理，偏偏“看不见”，不承认，反过来却说
翻译稿酬够高，翻译人才辈出，译作出版形势大好。不敢妄言这么说的人别有所
图，却猜度其乃少年得志、聪明绝顶的天才。可是，仅有这么一两个天才，不发
挥不幸仍然撵不走的“老朽”们所剩无多的余热，不以适当的条件、待遇吸引和
培养大批有才能、有毅力也有志于此的后继者，文学翻译事业会前程似锦，出版
界会燕舞莺歌么？

　　休闲里 无忧坝 远望楼

http://dszb.whdszb.com/ydqy/200611/t20061106_11636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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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稿酬高还是低”追踪报道——众译家议论翻译界现状
2006-11-03 作者：许嘉俊

    ■记者许嘉俊报道

本报讯　本报上周刊出《中国翻译稿酬高还是低？一青年译者质疑“后傅雷时代”，称年收入超过12万》一文后，引起翻译界的强烈反响。

曾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告诉记者:“翻译稿费的高低争执已久，且并非中国独有。中国的翻译稿酬问题牵涉多方面，如发行环节利润过高，出版社自留利润有限，只能压低作者、译者的稿费等等。就译者个体而言，翻译是脑力劳动，用计算机的速度来做比喻，很不科学。工具的改进确实能提升效率，但却有限，知识面的提高，才是翻译效率提高的关键。”

据翻译家、劳伦斯学者毕冰宾所知，虽然翻译稿费从全世界范围来说，都被指责偏低，但产生的原因却各不相同:“现今中国译者的生存状态之一就是兼职化严重，很少有专门靠文学翻译过日子的。因为是兼职的，就不是很在乎翻译稿费高低，有活就干。活是有限的，自然是选择低成本的译者，那么，靠翻译稿费吃饭的职业翻译也就渐渐消亡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翻译家、歌德研究者杨武能是近年呐喊“翻译稿酬太低”的主力军之一，他认为，首先，判断稿费的高低得看源文本的难易，译文所要达到的要求是高是低，最后产生的译品是优是劣；其次，判断是非还有个立场问题。蛋糕就那么大，握有切割权的大小操刀者，自然给自己留得越多越好，在他们眼里，给翻译家千字六十、八十元自然够多，太多，翻译家们实在“贪得无厌”。然而如此切分蛋糕，有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和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局吗？再次，今日中国，与同为艺术创造的影视明星、主持人、歌手、相声演员乃至超女的表演相比，与作家的创作相比，翻译家艰辛的心智劳动所获不是少得可怜，与人不可同日而语么？

记者还发现了这样一个例子:常为本报写稿的钱定平先生翻译德国小说《朗读者》，翻译稿费约为普通译者的一倍，译稿全文10万字，耗时1个月，收入为万元左右。钱定平说:“即使如此，对于李继宏所说的年收入我也只好望洋兴叹。原因有三:译者是媒婆而非机器，如果被介绍方他本人也中意心仪，则作起媒来有话好说，进展迅速。只可惜这样的原作(如《朗读者》)可遇而不可求；其次，翻译是一种文化碰撞之下的高智慧强度劳动，很难以计件工资鞭策、令译者长期保持紧张操作；第三是出版社不肯老是给出这样高的稿酬。”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老一辈翻译家几乎都表示了对“翻译稿费过低”后果的担忧:“今日青年人对读MBA趋之若鹜，对学文学翻译冷若冰霜。大学的中青年教师玩命地兼课代课，以获取短平快的收入养家糊口，买房买车，对做文学翻译挣稿费什么的根本嗤之以鼻。愿当翻译临时工甚至‘枪手’只是急需钱花又胆大妄为的学生。合格的译者怎会不难找，翻译水平怎能不下降，翻译垃圾怎会不成堆？”

记者另外获悉，11月26日，由中国版协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共同主办的“跨文化时代的翻译与出版”论坛将在广东佛山开幕，作为议题之一的“翻译稿费是高还是低”将再次引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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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译六十年，稿费知多少 

■朱曾汶
 
施康强先生在《文学翻译：后傅雷时代》一文中用具体例证说明翻译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从而提出翻译稿酬极低的结论。此文深得我心，不独在稿酬问题上，文中有关翻译甘苦的体验都说得极为真切。而青年译者李继宏先生则认为在现代生产工具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日译8000字不成问题，月薪可达10560元。(见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于是我想结合自己的切身经验和体验，来谈一些看法。

我于1945年秋大学毕业后考入美国华纳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宣传部，翌年升任宣传部经理，即开始以麦黛玲笔名写了大量关于好莱坞影片、影星的评价报道文章，资料均取诸于英美电影杂志，这可以说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的滥觞。

我的第一个正规译作是电影剧本《左拉传》，1948年刊登在上海大公报大公园副刊，1984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51年华纳公司上海分公司解散，我工作无着，自恃有些外文基础，就开始搞起翻译来，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单干翻译道路，如果从1946年算起，至今已有整整六十个年头了。

这六十年，可以“文革”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我译书甚滥，小说、戏剧、教育，什么都译，抓在篮里就是菜，一共译了15本书，“文革”期间悉数被红卫兵抄走，以后只陆续找回几本。后阶段我改弦易辙，专攻经典社会科学著作，共计为商务印书馆译出了包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内的14本专著(商务编审方生称为我“商务译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译者”)，如《林肯选集》《杰斐逊选集》《政治中的人性》等等。70岁时，迷上了儿童文学，我白天译童书，晚上译古典，左右逢源，自得其乐。后阶段我一共译了32本书，800万字，加以前阶段15本，150万字，一共47本，950万字。另外我又为解放日报编译了8个连载小说，50万字，加在一起，正好一千万字。

这一千万字，我一共拿到多少稿费呢？在前阶段，稿费一般是千字5－11元。(傅雷先生20多元是特例，吾辈后生小子是想也不敢想的。)我1958年为作家出版社译《黑帮》，1962年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译《苏联教育学》，1964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斯堪的纳维亚短篇小说集》，都是千字7元，倒是像群众出版社这种地方出版社，因为出惊险小说，印数庞大，稿费高达9元，而且一次可拿几个印数定额，像我1956年译的《海底英雄》，薄薄数十页，一次拿了一千多元，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了。

在后阶段，物价上涨，但稿费并没有跟进。如我1983年为商务译的《林肯选集》，稿费仍只有千字8元，以后20元、30元、40元、50元逐年上升，直到最近几年，21世纪出版社张秋林先生才率先给我开了千字60元，但距国家规定的最高千字80元仍有一段距离。我今年为商务译的《最高法院与宪法》倒是拿了千字80元，但那是因为我对拿再版稿费不抱希望，干脆卖断算了。艰深的社科著作和相对较容易的儿童书一个价，这也说明了我国稿酬制度的不合理。

这样，我前阶段的稿费收入大概不超过一万元(因为书和稿费清单都没了，只能毛估估)，而后阶段则书和清单俱在，总计25万元。(这其中当然包含物价差异，我懒得算，也算不出。)25年25万元，一年一万元，一月八百元，正好是我家半天钟点工的月工资。天哪，“译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译者，收入竟不及一位钟点工，这真是从何说起。

这样少的稿费，我又是怎样生活的呢？说穿了，我生活不完全依靠稿费，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个好妻子，她是电台知名播音员，工资较高，她一个人的收入足够全家开支，这样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译书，稿费则作为旅游和高消费品之用。有位青年朋友见我活得“潇洒”，表示希望也学我的样，做职业译者，我向他连连摇手，说除非你家底厚，银行有大笔存款，否则千万别走这条路。要知道，别的不说，仅仅从今年9月份起，我才托政策之福，以“高龄无保障老人”名义，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医保和养老金的甜头呢。所谓“职业”是自封的，其实是无业，“文革”时期就是管我叫“无业游民”，把我呼来喝去，牵着鼻子走的。

中国稿费低还是高，难道我的切身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有人说了，你的工作量太少了，你把工作量大大地提高，稿费不也就大大地多了吗？李继宏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把翻译速度一下子提高到日译8000字(记住，这8000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初稿，而是不折不扣的成品，可以马上拿出去换钱的)，得出了月入10560元的数字，从而证明稿费不是低了，而高了。他的这种“以量取胜”的策略，有点像给你一个月二万元的“高薪”，但是规定你必须每天做20小时的工作。这能行吗？再说，稿源也是有限的，一般译者不会有那么多约稿。任凭你电脑怎样飞快发展，翻译工作终究是要靠人脑来完成的，这样的超高速度，质量能保证吗？身体吃得消吗？琢磨推敲，涂抹删改(我服膺周克希先生的一句话：好译文是改出来的，改需要时间，大量的时间)这些翻译的必要条件和乐趣都没有了，有的只有一味求快，神经绷紧到了极点——这肯定是不能持久的。用超高的工作量来制造一个虚假的高稿酬现象不会改变中国翻译稿费低的现状，而只会使现状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我今年83岁了，6月份又患了脑梗，在行将告别我心爱的翻译工作之际，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国的翻译稿费提高得快一点儿，各位译家译得慢一点儿，精一点儿，大家悠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