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史蒂文·米尔豪瑟 著

孙仲旭 译

沃尔特·拉舍。九月的一天傍晚，沃尔特·拉舍在市里辛苦工作一天后，在火车站停车场走向他的汽车时，一个男人从两辆汽车之间走出来，走到他跟前，狠狠掴了他一个耳光。惊呆了的拉舍尔一动没动，那个男的转过身动作敏捷地走掉了。拉舍是个大块头，六英尺一英寸高，肩膀宽厚，脖颈粗壮，自从他上六年级以来，就没人敢打过他。他现在还记得吉米·库比克有次当胸推了他一下，他拳头一挥，狠狠打过去，打破了他的鼻子。拉舍尔往周围看了一圈。那个人不见了，几个通勤旅客正慢悠悠地向他们的汽车走去。有一阵子，他有种感觉，即整件事都是他做梦梦到的：突然出现那个陌生人，掴耳光，消失。他脸上火辣辣地疼，那个人掴他耳光掴得狠。拉舍上了自己的车，开始往家开。他经过了铁路高架桥下面，穿过了主街，然后行驶在两边是枫树和槭树的街道上，他一再想到停车场的那一幕。那个人有五英尺十英寸左右，体型匀称，穿一件褐色双排扣风衣，没戴帽子。难以想起他的脸，不过他根本没想去遮掩，事实上，他曾死死盯着拉舍。让拉舍尤其能想起来的，是他的眼睛：眼神坚毅而无情，准确地说，不是愤怒。那人打了他一下，狠狠地，然后就走开了。拉舍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在后视镜里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脸。他不能肯定，但是那面脸颊显得有点发红。他把车开回街上。那人肯定是他当成了别人，一个疯子，一个没有按时吃药的精神病，应该一直被关起来。可是他看上去并不疯狂。也许是位客户，身处困境，对于在很糟糕的市场上自己的投资组合感到不满。要么也许拉舍得罪了谁，自己却茫然不知，那个人从市里一路跟过来，都是因为一句尖锐的话，一个不耐烦的眼神，一个刺人的短语。他没有耐心跟笨蛋还有街上遇到的陌生人打交道。那个人直直地看着他。拉舍会跟妻子讲讲这件事。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26年，他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远离城市，坐好久的通勤火车。离海滩还有几个街区时，他拐上自己家所在的街道，那边的街灯已经亮了。他从火车站开车过来时，肯定整个镇上的街灯都亮了，他怎么会没有注意到？那个人趁他不备袭击了他，他没时间做出反应。他不喜欢那个人的眼睛，不喜欢想到自己站在那里什么都没做。报警很可能已经太晚——那个人会已经跑得远远的。安娜会知道该怎么做。拉舍把车开上停车道，在越来越暗的车里面一动不动地坐着。那个人曾经死死盯着他，绝对没错。他应该照他嘴巴上来一拳。当初吉米·库比克的脸上就打了两周绷带。拉舍尔走过石板路，走上接着前廊的台阶。在门厅那里，他闻到了烤牛肉和罗勒的味道。他还是把那桩不幸事件留到晚饭后再说吧。那个人径直走到他跟前掴了他一个耳光，狠狠地。挂起帽子时，拉舍明白了不能跟正在朝他走来的安娜提这件事。“凯蒂打电话了——她周六来，我说好啊。我是说，不这样我又能怎么做？噢，詹科维奇留了个信，他说他一直找不到你，想让你给他回电话。给我，那个给我。你今天过得好吗？”

我们这个镇。我们这个镇的南面，接着一个多沙的公共海滩，对着长岛湾的大海，北边是一片松树和橡树林，东边是个工业城市，那边有些街道两边都是失修的砖制工厂建筑，窗户被砸破，这些街道接着的居民区，那里新的大型十层公寓楼旁边，就是改建过的两家分住的住宅楼，两层都有游廊；西边是个富翁住的镇，那里的房子是坐落在乡间小路旁的五卧室住宅，那边有私家海滩、一个配有室内、室外练习场的骑术学校，另外还有个游艇俱乐部，浮码头上停泊着机动船和比赛用的帆船。我们倾向认为自己居于中间。目前的情况，是兜里有钱、日子过得滋润的富人住在海边和萨斯卡塔克山上，但是也有挺多不张扬的居住区的人们辛苦干活，努力保持收支平衡。这样去想，有一定程度的自欺欺人，我们对此都完全意识到了——认为自己居于中等，这样想让我们感到舒服，不过根据统计数字，人均收入方面，我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不少。尽管我们位于去曼哈顿的通勤路线上，但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少人就在这个镇上或者离这儿不超过半小时车程的小城市上班。我们的草坪大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我们的街道路面情况良好，每年一次，戴着橙色帽子的人站在工程车伸臂末端的篮子里为我们修剪树木。我们的配套学校属于国内一流——我们懂得教育的重要性，给我们的教师待遇很好。我们的主街上生机勃勃，有咖啡馆、餐馆，除了七号公路上那间新的购物中心，镇上还有一间大型百货商店。因为我们位于通勤线路上，我们没有感觉被隔离在中心之外，没有感觉就像被拴在了佛蒙特州或者缅因州，不过我们同时感到高兴的是离开了城市，为我们有着林荫街道、家庭旧货甩卖和每年一度消防队晚餐的小镇氛围感到自豪。我们这里有新的半导体公司总部，还有高品位的小商店，不过你可别误会，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古怪之处，除非你要说我们十七世纪以来的公共绿地，还有一些修复的十八世纪就开始有的小旅馆，据说乔治·华盛顿在那里住过一晚。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能住在这样一个镇上是幸运的，这里犯罪率低，而且总是开车不用开多远就到了海边。我们也明白对于一个外地人，对于一个感到失望或者不开心的人来说，在一个过得不如意的人眼里，我们这个镇也许有点自鸣得意，甚至有点自以为是。我们理解在像我们这个镇上，也许有很多地方让那样一个人看不惯。

夜里。那天深夜，睡在妻子旁边的沃尔特·拉舍醒了，马上想到42年前操场上的那一插曲。他清楚之极地看到了吉米·库比克：往后梳着的黑色浓发，轻松而随意的步态，带着不屑的嘴角，睫毛长长的大眼睛。库比克的肱二头肌又长又细，左右上臂都有一条从上到下的静脉。他穿着黑色的牛仔裤和一件紧身的T恤衫，袖子卷到了肩膀上。他向沃尔特走来，微笑中略带嘲弄，快到他跟前时，伸出一只巴掌，在空中做了个推的动作。他并没有碰到沃尔特，然而沃尔特感觉到那种嘲弄与挑战。那个夏天，沃尔特长高了六英寸，他的肩膀正在变得浑厚，他感觉到胳膊里的力气，几乎像是怒火。那个嘲弄的动作像块玻璃一样，割进他的身体，他走到吉米·库比克面前打了他的脸。库比克的黑色眼睛中，露出吃惊与感到疼痛的眼神，似乎在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库比克没有朋友。打那以后，他就躲着沃尔特走，一个人站在校园角落的一棵树旁边。拉舍躺在床上想：过了那么多年，有可能是他吗？这是个荒唐的想法。那个身穿双排扣风衣的人的头发是黄中带红的颜色，脸上棱角分明，眼睛带点灰色或者蓝色。肯定是别的人，某个伺机报复的人。他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一幕：吉米·库比克向他走来，他的胳膊上看得见静脉，那个在空中一推的动作。库比克并没有碰到他。所有那些，都发生在另外一段时间，另外一段人生。安娜背对着他躺在那儿，她的头发像波浪一般堆在枕头上。街上有辆小汽车开过去，让一道细细的光带掠过一面墙，接着又掠过天花板。

罗伯特·萨特利夫。大约16个小时后，罗伯特7:38分到了火车站，比他通常到达的时间晚了一小时。停车场上的灯已经亮了，尽管余晖让天空呈现出灰色。他下班晚——明天的设计展示很重要。晚饭后，他还需要几小时来把他准备给他们看的3个标志再微调一下，最后再修饰一下。他会给每个人都发6页纸的陈述，有的有图案，有的没有。这样，他就会给他们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积极参与了决定取舍的过程，以为他们对最后的产品有所贡献，而他逐渐把他们向第三个图标引导，他们必定会喜欢上的那个：一道金黄的圆圈围着一个偏黑咖啡色圆形，似乎你是在从上往下看一杯咖啡，而在中央，是个经典的简单图案，有五条粗粗的黄线条：地平线，一个半圆，代表初升的太阳，还有3道太阳的光线。咖啡和早上，一天的咖啡和活力，一个新起点中的活力，全都包含在一个视觉上有冲击力、与众不同、适合出现在各种地方的图标中。它印在一个两英寸宽的名片上很完美，在一面10英尺高的广告牌上或者大货车车厢侧面也一样效果不错。他脚步匆匆地走下平台下面的台阶，在橙色灯光照耀下，石头上有暗淡的反光。他会大声地谈一谈前两种设计，平淡的和抽象的，然后用必定胜出的那种来打败前两种。他的车停在靠近停车场上较偏的地方，离一根电灯杆不远。他手伸进口袋掏钥匙时，听到有人向他走来。萨特利夫转过身，那个男人举起手臂，照着萨特利夫的脸打来。萨特利夫听到那个耳光响亮的声音，就像一声枪响。“嗨！”他喊了一声，但是那个人大步走开。他的脸上火烧似的。那个人狠狠地打了他，但不是打了一拳，他并没有攥成拳头。萨特利夫愤怒地开始跟过去，又大喊了一声，然后停下脚步。这不是他的做事方式，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做事方式。萨特利夫往周围看了一圈，揉揉脸，上了自己的汽车。他很快驶出停车场，转到主街上，左转上了莱丁南街，在警察局那里停了下来。一个身穿双排扣风衣的男人，没戴帽子，5英尺10或者11英寸高。短头发，褐色皮肤，有点黑，难以说清楚。脸上刮得干干净净，三十几岁，完全不认识。他们会马上派辆车过去。萨特利夫向那位警官道了谢，又接着往家里赶。整个这件事让他恼火的，是人们喜欢他，乐于跟他交往，这是他取得成功的一方面。从上幼儿园那么久远的时候起，就一直是这样。到上高中时全都体现出来了：他创造了百米赛跑的新记录，在《玻璃动物园》中扮演汤姆——“把你的蜡烛吹灭，劳拉！”——春季舞会之后，在桑德拉·哈丁家客厅里的壁炉前把她干了。然后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哈佛商学院。现在他是别人瞩目的对象，一个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人，但总是跟人友好地打招呼，跟每个人都说话和气。那个人当时愤怒地看着他，萨特利夫努力去想那有可能是谁。萨特利夫擅长记人脸，那个人他不认识。萨特利夫爱妻子、女儿以及自己的工作，艾米出生前几个月时，他有过短暂的一次出轨经历，但那是两年前的事，没有对方的丈夫出现，也没有兄弟出现，她表现得不错，失望，但没有记恨。他没什么好自责的。谁会这样做？他脸上感觉热辣辣的，那个人打得狠，却没有攥成拳头，没有想从他这里抢走什么。一个离谱的错误，警察会处理的。

早餐时。早餐时，沃尔特翻过《每日观察者报》的一页时，看到了一条小消息：“格林菲尔德台地233号的罗伯特·萨特利夫7:41在火车站停车场遭到一个男人袭击，不明身份的袭击者掴了他一耳光。警方在寻找一个身高约5英尺10英寸至11英寸、黑色短发、穿一件褐色双排扣风衣的男人。”拉舍尔扫了一眼妻子，她正在给自己倒第二杯咖啡。他有了种强烈的、令他感到振奋的如释重负感，几乎是感激。那个男人并非单独跟他过不去，并非只针对他。拉舍认识萨特利夫，但不熟。萨特利夫比他年龄小，跟另外一群人一块上下班坐车，几年前从市里搬到这儿。他们早上在火车站月台上点头致意，在五金店打招呼。拉舍的如释重负感突然变成了不安。那个男人的头发是浅色的，不是黑色。更有理由他现在应该站出来，说说他所知道的。萨特利夫根本没提眼睛的颜色。那些细节一点点涌进他的脑海：失色的愤怒眼睛，绷紧的嘴巴，肩带上的扣子，在前面挽结的腰带。去报警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得解释为什么之前没说。最好考虑一下，再等上一两天吧。一定得阻止那个人。没有这种破事，人们就有够多担心的了。拉舍伸手去端咖啡时，没有端到杯柄，让杯子在杯托上响了一下。安娜抬头看。“没什么。”他说。“我没说什么呀。”她说。

查尔斯·克劳斯。查尔斯·克劳斯是西部体育服装公司的销售经理，他黄昏时从市里回来，走下台阶，走进停车场。那天早上早餐时，他已经读过了报纸，跟奇普·海因斯和鲍勃·祖思曼一起去市里时，跟他们聊过这件事，福思曼说：“总是因为一个娘儿们。”克劳斯则没那么肯定。祖思曼很有其人本色地使用一个词：娘儿们。克劳斯扫了一眼那一排排汽车，从火车站的建筑一直到远处铁丝网围墙那里。太阳已经落下，但天空还是淡淡的灰白色——路灯还没有亮。两英尺外，一辆越野车的红色尾灯突然亮了，克劳斯停下脚步，让那辆车倒出来。他纳闷——并非第一次——每年在这种地方有多少人被撞。停车场是设计上有效率但存在缺陷的一个例证：你找到办法把尽量多汽车弄到一个封起来的地方，然而任何一个走向或者走离一辆车的人，总会面临被一辆退出来的车碰到的危险，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实用。有天夜里他想到了：一种空中走廊系统，各有楼梯通向每辆汽车。他可以申请专利，赚他一大笔。这天早上，他还自个儿笑过。克劳斯扫了一眼，没有多少藏身的地方：只是一排又一排汽车。沿着围墙长着臭椿树、漆树灌木丛，斜坡上还有个大大的垃圾桶。要想袭击你，一个男的得蹲在两辆车之间，很容易就会被发现——特别是在这个时辰，有20多个人正在走向各个地点，抄小路，四处看。但是夜里就不一样了。上面有凹槽的电灯柱互相隔得太远，高压钠灯不像负责公共设施的人所设想的跟卤素灯一样亮。可是嗨，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藏得让人看不见并没有那么难。想到这里他感到生气。他十年前搬到这个镇，是因为这里治安好。孩子可以进好学校，有很多公园，有海滩，哪里都治安良好。所以人们才搬到郊区，所以你放弃了柜台上有一罐罐美味腌菜的熟食店。如果他想花时间去担心日落后在停车场会遇到什么事，那还不如搬回布鲁克林住呢。等他下周从芝加哥飞回来，整件事情都会烟消云散。要去住的那间酒店有全国最好的健身房之一，大大的窗户居高临下俯视湖面。就在前面，一个男人绕过一辆小货车的后部。克劳斯扫了一眼。那个男人大步走向他，扬起手，狠狠掴了他一耳光。他看了克劳斯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脚步敏捷地走开了。那是种带着敌意的冷冷眼神。克劳斯等着那个男人消失不见——他肯定是躲到了一排汽车后面——然后掏出手机报了警。

咖啡馆与饭馆。第二天，我们在《每日观察者报》的头版读到了这次事件。我们早就记住了那次事件，罗伯特·萨特利夫报警的那次，当时我们觉得是误会，是个离奇的错误，很快就会解释清楚。第二次袭击则要严重得多，似乎是某个蓄意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到底针对什么尚不清楚。整个镇上，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在咖啡馆和饭馆，在加油站，在邮局和CVS药店，在高中的走廊上，在购物中心种在花盆里的树旁边的板条长椅上。我们都纳闷那究竟是谁，那个眼神愤怒地出现在我们中间的陌生人。有人提出那个人精神上不稳定，在演出某种个人化的戏剧。其他人则坚持认为他认识受害者，埋伏在那里等他们。然而还有为数不多的一群人声称袭击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宣言：他们说这绝非偶然，袭击者选择了人多时候刚到傍晚的停车场，当时商界人士拎着手提电脑从城市回到他们树木茂密的郊镇。大家都认为这两起事件令人不安，停车场需要警方一天24小时监控。

两段描述。从两段描述中，我们得知袭击者为男性，高加索人种，身高5英尺9英寸到11英寸，长得结实，胡须刮得干净，短发，肤色是浅褐或者深褐色，梳得整齐。他有着褐色或者灰白或者蓝色的眼睛，鼻子直直的，长相英俊，下巴略微突出。他也许有30到35岁。两位受害人都认为那个男人显得生气。他穿了件米色或者棕褐色双排扣风衣。据克劳斯所言，腰带是绑着的，不是扣着。萨特利夫对腰带拿不准，却对那件风衣记得很清楚。那是25岁到60岁的火车乘客谁都有可能穿的那种——是件昂贵的风衣，剪裁合身，风格保守，但是漂亮。

理查德·埃默里克。第二天早上6:45分，理查德·埃默里克把车开到火车站自己的车位那里停下来，手伸向车门拉手时又停住了。他扫了一眼手表：晚得没办法再回去了。他犯了个错误，但至少及时发现了。他傻得没怎么想，就穿上了自己的双排扣风衣：预报说早上有雨，时不时还下得挺大，到中午时是大雨。但是自从出现了那个一再掴人耳光的人，穿一件双排扣风衣注定会引起别人怀疑。没错，埃默里克是一头金发，而且不是很短，但谁又知道“短”指的是多短，再说，人们都是粗心大意的。他脱下那件风衣，搭在胳膊上下了车。那样更糟糕：在这个寒冷的早晨，那件风衣本身就引人注意，似乎他想以某种方式掩盖，似乎事实上他在想要这样做。他往周围扫了一眼，把风衣叠成接近四方形的一块，很快地夹在胳膊下面。这样更糟糕：他要让这件风衣没法再穿，也根本没能让它没那么扎眼。天空比刚才更黑了：绝对是快要下雨了。埃默里克打开车门，把后尾箱打开，走到车后面。他把风衣抖开，叠了两下，放在尾箱两个上面印有黄色野花的环保购物袋的上面。他关上后尾箱，按了一下车钥匙上的锁车键，然后就向火车站走去，此时雨点开始落下。

雷蒙德·索伦森。那天下午，还差一点点时间才到一点钟时，有线电视修理工雷·索伦森在午休时间快结束时，从第一清教徒银行伯奇伍德大街分行走出来，他去那里把薪水支票存进去，然后在柜员机上取了80元，这些钱会让他过上两天，包括买张彩票。周日兼职做园艺工作的收入应该能让他过完这周，不过他的汽车分期付款已经迟交一个月，他或许得从储蓄账户里取钱还掉他的信用卡欠款。天是阴的，有50%机会要下雨；他得开车出镇，去湖边某处宅第检查电缆。他朝自己的卡车走去时，一个男人从水泥隔离带上长得高高的一排灌木那里走来，走过两辆停着的小汽车中间，然后朝那间银行走去。他走向索伦森时，一转身面对他，开始举起一只胳膊。只是在那时，索伦森想起当天早上在报纸上扫了一眼的那篇文章。他当时觉得有意思，但是跟他毫无关系。那个耳光掴得如此突然，如此之狠，以至于有一阵子，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等到他喊了一声：“他妈的怎么回事？！”那个身穿双排扣风衣的人已经走开了。索伦森开始跑着追赶他。那个人走上隔离带，消失在一棵灌木后面。后来，索伦森跟警方说那个陌生人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也许他有时间走到那片地方的另一头，爬过隔开银行与其后一幢房子的围墙。索伦森搜遍了隔离带上的每棵灌木的后面，他在那片地方走来走去，围着银行转了一圈，然后回到他的卡车那里，发动汽车去干活了。等到他5:45回到家后，他才又读了一遍那天的报纸。他考虑了一下，然后打电话报警。

在火车站。正当雷蒙德·索伦森注意到有个人从第一清教徒银行外面隔离带上的灌木丛后面走出来时，一辆警车在慢慢开过火车站停车场上的小道巡视。几小时后，又有一名警察出现在火车站，他踱来踱去，眼睛张望着一路排过去的汽车。5:00时，第三名警察站在过街天桥上，在那里能够俯视铁路、门式起重机、红砖建筑的火车站、路缘边的的士和顺着铁路线沿伸几个街区那么长的停车场。他的肘部靠在锻铁栏杆上看着下面的动静。天空正在放晴。男男女女都快步走向自己的汽车，小心地张望；有很多人搭伙走，他们一个个到了自己的汽车前时，人群规模越来越小。6点钟时，保安灯亮了，比通常早了一个小时。在灰白色天空和强烈的灯光下，那些汽车的车顶和发动机罩像糖果一样亮闪闪的。最后一班火车凌晨2:57分到。半轮月亮悬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上，像是又一盏保安灯。

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每日观察者报》上读到雷蒙德·索伦森被袭击一事后感到恐慌，因为这次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离火车站很远。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次打破了第二种模式：这一次，受害者不是在市里有份高薪工作、正从市里回来的一位商业人士，而是一位在镇上度过午餐休息时间的身穿制服的工人。我们意识到我们本来从中得到某种安慰的，是以为袭击局限于发生在日落之后的火车站停车场，当时，身穿价格昂贵的西装的人坐通勤车回家吃晚饭。突然，一直局限在狭窄范围里的我们的愤怒与焦虑势不可挡地冲将出来。这个陌生人下次会在哪里袭击？发生在银行外面的这次袭击，似乎支持了某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袭击是随意进行的。别的人则声称显然得反过来说才对。有些人曾坚持认为袭击者专挑穿西装、打领带的坐通勤车的人，把袭击这种人当作一种社会抗议，他们不得不放弃或者修正自己的观点，而那些提出袭击者认识受害者的人没觉得有什么理由要放弃自己的解释。有种新看法认为那个陌生人真正的兴趣，是通过散布恐惧和嘲笑警方来扰乱公共秩序。

那件风衣。那件风衣引起了一些疑问，我们中间无人能够回答。如果在袭击罗伯特·萨特利夫和查尔斯·克劳斯时，那个男人穿着保护脚尖的工作靴、牛仔裤，在T恤衫外面再套一件领子没扣的格子纹法兰绒衬衫，我们也许能接受关于抗议的解释：袭击者，一个蓝领工人，对我们这个镇上的白领因素心怀不满。然而因为那个人穿了件时髦的风衣，腰带在前面挽个了结，所以穿的像是一位商界成功人士，很可能住在我们这个镇上，乘坐我们的火车，要说那是抗议社会或者等级制度，就难以让人接受——当然，除非那个陌生人有意这样打扮，使得在火车站停车场时，这件衣服本身不会引人注意。第三次袭击——我们还不知道袭击沃尔特·拉舍那次——使得我们对事情的感觉更复杂了。一个穿得像商界人士的人袭击了一个身穿工作服的有线电视维修工。那意味着什么？我们想，也许那个陌生人失业了，满怀激愤，在把自己的受挫感向着一个仍然幸运到有工作的人身上发泄。也有可能，那件风衣跟那个人和他的目的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犯下了错误，也就是赋予一件衣服一种意义，实际上却毫无意义。

在五金店。周六下午，《每日观察者报》报道雷蒙德·索伦森被袭一事后过了6小时，沃尔特·拉舍站在五金店看着一排排电灯开关板。正当他在掂量是买老式铜制开关板好呢，还是展示的颜色鲜艳的新的钢制开关板好时，住得跟他家隔两座房子的琼·萨默斯去找挡风雨条时经过他这个过道。琼·萨默斯犹豫了一下。他好像在专心地看开关板，她不愿意打扰他，即使是打个招呼；而另外呢，既然她停下脚步，她觉得不搭理他没礼貌，特别如果他刚好用眼角看到她。所以琼没有进那条过道，而是站在一条过道上叫了一声：“哎，你好。”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吃了一惊。沃尔特·拉舍突然往她这边扫过来一眼，像是偷偷摸摸的样子，然后就又去看他的开关板了。他们不算是好朋友，可是他们做了好多年邻居，总是会愉快地聊一两句。琼·萨默斯大步向有挡风雨条的那条过道走去，之所以要买，是因为她需要安装在楼下的浴室窗户上。沃尔特·拉舍的行为迹近无礼，但似乎又不能准确地说是无礼：似乎是古怪，可他并不是个古怪人。琼·萨默斯努力不去想这件事，但是故意等到她拿准了拉舍尔已经离开这间商店后，才去收款台那边。

一丝失望。随着那一周平安无事地过去，我们纳闷那个人是否因为有警察在而被吓跑了，要么是否他现在低调行事，在等待下次机会。也有可能他报了仇——不管是什么样的仇。跟我们松了口气的感觉一起来的，还有一丝失望，因为尽管我们摆脱了他——如果我们真的摆脱了他——我们仍然对我们未能抓到他而感到恼火，也为我们完全未能了解他是谁和他想干什么而感到不安。我们中有很多人对他销声匿迹公开表示高兴，而背地里，却承认如果我们镇上发生的是更严重得多的事，我们会更高兴，只要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比如杀人。

受害者。即使我们越来越习惯了跟这几起事件有关的“受害者”一词，我们开始自问这个词跟我们对实际发生之事的感觉对应到了何种程度。没人怀疑过那三个男性所经历的事是不应该的，甚至太过分了，然而这一点又确实如此，即几次袭击是精心做了限制的：没有抢东西，那个陌生人也没有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而是马上就走开了。应该说，住在我们这个镇上很安全。我们对自己安全感到自豪，决不容忍犯罪。然而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未免也要去面对严重的问题：猥亵儿童，达到重罪程度的攻击，强奸，甚至在过去两年中，还发生过两起谋杀案。掴人耳光所代表的罪行顶多也就是A类行为不规。因此用到“受害者”这个词，有可能夸大了一种行为的后果。这种行为尽管令人不快，然而以全局观之，实在份量很小。即便如此，在我们多数人眼里，那种袭击之突然、耳光的力度、显然具有的随意性、被掌掴之人因此产生的愤怒及无助感，所有这些，都说明那几个被掴耳光的人的确是受害者，尽管属于一种奇怪的类别，我们一直没能弄明白。

许多记耳光。尽管我们已经读到了那3记耳光——罗伯特·萨特利夫、查尔斯·克劳斯和雷蒙德·索伦森被掴的那3记耳光——但我们知道耳光总数大大超过了报纸上报道的那几记。那3记耳光是看得见的、公诸于众的耳光，进入警方记录和《每日观察者报》版面的。可是跟那几记耳光并存的，还有无数看不到的耳光，隐藏的耳光，那些仅仅存在于我们心里。另外那些记耳光一遍又一遍打在罗伯特·萨特利夫、查尔斯·克劳斯和雷蒙德·索伦森脸上，也打在我们自己的脸上。我们想象那只手扬起来，胳膊挥动，巴掌打在脸颊的血肉上。我们听到了耳光的独特声音，柔中带刚的脆响，就像抽鞭子的声音。我们想到了木头折断，冰块破裂，想到了关于远方战争的电视镜头，夜里刺耳的枪声。我们走在购物中心一间服装店的过道上时，当我们坐在镇上某间咖啡馆的卡座上时，听到周围都是隐隐约约的耳光声。我们夜里躺在床上时也听到了——在有汽车路过、远处传来收音机声音和高速公路上卡车开过时，没那么清晰——我们这个镇上另外的耳光，在一片寂静中齐声响起，就像黑暗中火堆发出的噼啪声。

莎朗·汉兹。周一下午，当警车开进开出银行、超市、汽车销售点和医院的停车场时，安德鲁·巴特勒高中的4年级学生莎朗·汉兹在枫树街和彭罗斯街的路口跟凯尔西·多纳休挥手告别后，继续走路回家。篮球训练得不错，不过两次跳投她都没有投中。这天晚上，她要跟戏剧社的人在学校礼堂开会，另外她答应过妈妈在她回来后，她会帮忙把那堆商品目录全部翻一下，为黛布拉姨妈找件粗线毛衣，这位姨妈即使在她心情最好时，也难以取悦，遇到生日更是难以让她满意。那天忙得连一分钟空闲时间都没有，没办法，她得投身一些事情，她的男朋友对此不乏啧言，然而她就是这样的人，至少现在是这样，不过谁晓得以后会怎么样呢？但是她喜欢这样走长长的路回家，似乎一整天里，只有这时她是一个人。即使在她上了漫长的一天学，练过两小时篮球后，她仍然感觉自己双腿强壮，体内充满能量。她抄近路穿过高速公路高架桥另外一侧的小公园时，心情愉快地看着那一排三个秋千、有着塔状物、绳梯及滑梯的攀爬设施和椅背上搭着一块栗色头巾的板条长椅。人们以为自己认识她，事实上却不认识。他们觉得她喜欢让朋友包围着她，很多朋友，然而尽管她爱自己的朋友，每个都爱，甚至对没完没了有烦恼和爱抱怨的珍妮·特雷德韦尔也是，但是她也很喜欢独自从学校走回家的这段时间，她关掉手机，背着书包，头发在背上一起一伏，手臂摆动，紧身的衣服突出了她的两腿。既然有资本，干吗不炫耀一下，她知道自己有资本，所以很喜欢课间时走在走廊上，也很喜欢穿着有弹性的上衣和牛仔裤走在走廊上，要么夏天时在海滩上穿着系带式比基尼走在水边硬硬的沙地上，人们扭头看她，朋友们在挥手，海鸥掠过水面。她走出公园，开始走在林边路上时，愉快地听着她的浅褐色皮靴靴后跟踏在树荫下人行道上的声音。林边路上都是大房子，坐落得离街道挺远。草坪上有拔地而起的高大树木，百页窗像翅膀一样往外推开。她走在树龄长的悬铃木的树枝下面，那些树的树干颜色是很好看的绿色和米黄色，让你想伸手摸一下，似乎它们是又大又软的动物。哦，有时候她会有奇怪的念头，可笑的念头，她跟谁都不会提。她扫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再过五六分钟就到家了，刚好够时间给几个朋友发发短信，给莫莉打电话说说周五晚上的事，晚饭前再读完《美国民主》中的一章。她快走到牧场溪路时，一只松鼠蹦蹦跳跳地跑过一条电话线，一个男孩滑着滑板冲上一条私人车道，在她左前方，一个长相帅气的男人从一棵树后面走出来，她习惯看到比她年长的男性露出微笑。那个男人朝她走来，停下，一记耳光打在她脸上。那一下打得疼，她感觉到自己的头歪向一边，感觉自己想放声大哭，或者对着天空尖叫——只是尖叫。莎朗举手去摸自己的脸，似乎想揉一揉。从来没人打过我，从来没有。等到她想喊救命时，那个人已经消失不见。

胆大。正当我们自以为理解了在银行停车场发生的袭击一事时，林边路上发生的这件事让我们深受震撼。本来我们不安地接受了从火车站停车场到银行停车场这一突变，而且我们也已经开始理解从高收入的坐通勤车上下班的人改变为打两份工的工人。现在，规律再次改变：新的受害者是女性，袭击地点是在一条安静的住宅区街道上。我们觉得那个陌生人正在有意而且是狡猾地扩大其作案范围。因为难道他不是通过最近这一次动手，宣布不再有谁是安全的？当然，我们谴责这次针对莎朗·汉兹的袭击，认为是懦夫行为，我们对此行为的不公平而义愤填膺。然而，我们中间也有人察觉到更具威胁性的一点：一种胆大妄为的因素。说那样做胆大，是因为这次袭击的地点距离我们家更近，似乎袭击者在向我们的房间和窗户走来。说那样做胆大，最突出的，是因为受害者在力气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似乎他想让我们知道他不再将自己局限于针对那些也许会自卫的人。

安娜·拉舍。在厨房里的台子上，安娜·拉舍在一个樱桃木碗里拌沙拉。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渴望听到丈夫把车停到自家车道上。他们以前也有过相处不算和谐的时候，然而这种沉默，这种拒绝跟她说说他为什么事情操心的做法又不一样。嗯，沃尔特在心情最好时，也不是个很爱有话直说的人。他外在的举止之下，总是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特点。那都不算是新情况，新情况是躲避的眼神，闷闷不乐的凝视，淡淡地讲着办公室的轶事，一点也看不出愉快的样子。晚饭后，他清理餐桌，把餐具放进洗碗机，然后就去待在他的书房里。她纳闷是否这就来了，有名的中年巨变：渴求冒险，跟穿着高跟鞋靴子的金发女秘书有染。她记得几个月前他给她看过的一幅漫画，上面的妙语他觉得逗，然而她也注意到那个坐在老板大腿上的无脑金发女郎一对乳峰傲然耸立。她把沙拉拿进餐厅。墙上挂着一幅沃尔特妈妈的画像，她佩带着两条珍珠项练。谁家会在餐厅里挂那样一幅肖像？突然，她纳闷起这一切是否都是自己所造成的——她最近感到累，情绪化，有点爱发脾气。安娜走进厨房时，听到那辆汽车拐上车道。她能感到自己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似乎察觉到有危险。

无助。接受《每日观察者报》记者采访时，莎朗·汉兹提到了被袭击时的那种无助感。“当时我觉得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说，“我完全在他掌控之下。”她又说她现在知道了被一个男人凌辱是什么感觉，她跟每个地方有过这种经历的女性都心有戚戚焉。她说那个陌生人危害社会，呼吁每个人都跟警方全力配合。她请我们去看看她的博客上的最新一篇博文，期望读到我们的评论。那篇文章旁边配有莎朗·汉兹的彩色照片：漂亮的女孩，金色直发，大大的褐色眼睛，随和的笑容。她脸上有一抹红宝石般的颜色，让我们想到那一记耳光。莎朗·汉兹被袭击，我们有很多生气的理由。同时，我们有种感觉是那篇采访展示了一位自信、沉着的年轻女性，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关注她而不高兴。

对于耳光的分析。我们中间有些人倾向让自己与某一具体事件的戏剧性保持距离，把耳光本身视为一种现象，趋于从中看出两种互相对立的特点。首先，在我们看来，耳光是种有所保留的形式，一种拒绝：表现出的是有意不去施以更具破坏性的一击。其目标，不是去打断一根骨头或者打出血来，而是这两种情况均没有。一记耳光的具体证据——脸上发红——完美地表达了其意义——那是血的迹象，却不用流血。同样，耳光带来的疼痛是更厉害但并未施加的疼痛的迹象。但是换个角度看，耳光并不仅仅是有所保留，而且透露了什么，所透露的，正是让人知道有更大的力量蓄而未发。知道这一点，就能了解耳光的非凡之处和它所施加的深层侮辱。它让受害者接受一种本来有可能更严重的惩罚——事实上，如果不接受挨耳光，那种惩罚会更严重。耳光要求受害者始终屈从，绝对克制。受害者在一位主宰面前，精神上屈服了。在这种意义上，耳光是内在性的，更接近一个单词，而非击打。刺痛感会过去，红色会消退，然而看不见，伤痛仍在。耳光的意义正在于此：它真正的作用起在暗处，看不到，在内部。

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两天后，晚上9:05时，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坐在她家厨房里的桌子前，呷着一杯放了薄荷的茶水，正在完成早餐时就开始做的填词游戏。她喜欢7:00到家，看信件，完成填了一部分的填词游戏：有时在店里开九小时店，关店用了一个小时之后，早餐时似乎模糊而又拿不准的线索变得清楚了。她一周六天都在名为“现在你看看”的寄售商店上班，那间店是她跟她姐姐合伙开的；另外还有财产估价的副业，有时需要她在夜里或周日匆忙赶过去。她们需要请个女孩子帮忙，但生意一般，她姐姐想等一等再说，她姐姐总是想等一等再说。她们真正需要的，是彻底重新布置一下。老式裙子挤在一起挨着后墙挂着，独脚桌和梳妆台上放满了糖碗、蛇皮钱包、做成战士和渔夫形状的象牙坠，墙角那里的高脚柜让一摞毛皮衣服挡住一半，而沿侧墙放的特价桌子上乱放着瓷茶壶、古董黄油碟和有着风景灯罩的灯。东西需要清清楚楚地展示，不要挤在一起，不过怎样在店里的狭窄地方做到这一点则另当别论。那张夏克摇椅和前面那四张一套的套桌可以挪到后面，给一架最好的大衣和短上衣腾地方，但是你去试试跟她姐姐说吧。所以她喜欢回家玩填词游戏，不管有多累，她都有精神，利用这一点，她在睡觉前可以沉浸在填词游戏中，分散一下注意力。一天到头，她感到累，累到了骨头里，这一点毫无疑问，特别当她姐姐带上那种指派人的语气时。她讨厌那种语气，似乎索菲亚总是十三岁，瓦莱丽十一岁。她们都快四十岁了，索菲亚长得也能让人看得出这一点，你能看到从她的鼻子到嘴角深深刻下了纹理。瓦莱丽的皮肤像女孩子的那样光滑，那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她回到家时心绪不佳。她热了剩菜当晚饭吃，看了遍邮件，都没什么价值，除了某家新开的厨房用品商店送的十元优惠券，她一直想去那间商店看看。她也跟她父亲打了个电话，天晓得聊了多久，她父亲报怨没人给他打电话，尽管她每天晚上都会打，不管多累。这时她会在那里一边呷着放了薄荷的茶水，一边做填词游戏。9:15时，她把杯子放进水池，拿起那张折起来的报纸，推开通向客厅的弹簧门，她喜欢在客厅里完成填词游戏，坐在扶手椅上，脚放在脚垫上。她走进客厅时，一个人影朝她走来，举起了手，就在她心头涌上恐惧之前的那一刻，她很清楚地想到：这不公平，我是个好人，遇到这种事的应该是她。

“好妹妹”。第二天，这件事就传遍整个镇上：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被袭击，她家被侵入，某种底线被越过了。我们想象那个人监视着这幢房子，等待夜晚降临，摸索着走过房侧那边的院子，走上通往后游廊的台阶。警方的报告指出，他是从一面未锁的窗户溜进来的。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正在逼近。这件事本身就够让人心烦意乱的了，更不好的，是我们有很多人都认识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在她的店里待过。她被大家称为“好妹妹”，在你问起一个中国花瓶或者来自上世纪50年代的旧唱片机时，跟她说话让人感觉轻松。你看得出，她心肠好。怎么竟然会有人想伤害她？可是一旦我们问起这个问题，我们就明白了直到这一刻，我们都始终有种隐秘的希望。别人被袭击，也许有某种理由，不为我们所知的什么事，也许那能够解释何以受袭。也许他们每个人——甚至是莎朗·汉兹——都做过什么应当受到惩罚的事，但是对“好妹妹”的袭击完全是种无法解释的暴行。就好像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错觉中，对“好妹妹”的袭击似乎并非针对她，而是针对我们，针对我们的错觉。我们一直希望有种解释，一种容易的解决方法——但是他难道不是警告我们不要感情用事？如果是这样，他那么做奏效了，我们恨他，想让他死掉。

对那件风衣的另外一种观点。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对那个袭击者的描述，清楚说明了那是同一个男人，穿着同一件风衣，事实上清楚得让我们开始纳闷他为什么从未尝试改变自己的形象。他想让我们认出来是他打了我们耳光吗？如果说一开始，他选择了双排扣风衣是为了在火车站混同于坐通勤车的人，到现在，那件风衣起的作用恰恰相反：它正是危险的象征，这个标志如此生动地跳将出来，使得双排扣风衣在我们镇几乎完全绝迹。我们觉得部分说来，这就是他的胆大之处。他躲过警察，进入我们的家，穿的正是那件最不可能躲过人眼的衣服。这样去想，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一标志而不是别的？他本来可以穿一件风雪衣，戴着滑雪帽，他本来可以选择什么都行。双排扣风衣是在郊区居住、乘坐通勤车的人的标志，推而言之，是我们这个镇的标志。他是想说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吗？要么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是为了戏仿，才轻蔑地穿了这种风衣的某个人？

我们这些未被掴耳光的人。当然，我们同情那些被掴耳光的人，不可能不去想象那一刻：那个陌生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危险呈现，举起的手掴过来。我们想知道随着那一声响亮的耳光声和那个陌生人走开，他们必定感觉如何，那些不走运的人。我们想知道当那个人眼睛里带着愤怒向我们走来时，我们自己会怎么做。我们明白自己对受害者的同情中，存在着一丝优越感，一种居高临下感，幸运者注定会对没那么幸运的人有这种感觉，我们尽量不去因为逃脱了他们的命运而过于开心。我们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情：尽管我们对被漏过感到高兴，尽管我们这些人还根本不曾遇到过丑陋的事，却仍然时不时会纳闷是否他们比我们更走运。毕竟，他们的磨难已经结束，他们接受了考验，不用去害怕还有什么，而我们，无辜的我们，未被掴耳光的我们，行走在一个处处有危险的世界上。就好像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什么事，有时，我们甚至有点羡慕他们。

沃尔特·拉舍与脚步声。沃尔特·拉舍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一只手拎着手提电脑，另一边胳膊下面夹着一份《纽约时报》。天快黑了，他下班晚。下午时，他再次精神恍惚过，谢天谢地，没有打盹，但是也接近了，坐在那里半闭着眼睛，太阳穴处砰砰作响。这个时辰人仍然很多，那些人走近通到停车场的台阶时，他能感受到一种紧张的警惕感。这时，橙色的灯光照亮了停车场，让一切看上去都像舞台布景，在等候演员上场。他自己在进了停车场向B区走去时，根本没感到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种乏味而沉重的愤怒感。警方一筹莫展，这么久了，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镇不再像以前了。他第一次从市里搬过来时，这里仍然有种藏在通勤线尽头的老式小地方的感觉。现在有了卖高消费产品的零售商在争夺黄金地点，老式杂货店没有了，报摊没有了，冒出一间又一间公司总部，老房子被拆掉，建起接着地界的大房子。亚洲人搬进较新的居住区，他们全是专业人士，都很上层次，甚至有了点印度特色，那个穿着玫瑰色纱丽的女人的派头像是个外国女王。无论如何，那个穿着双排扣风衣的陌生人也是其中一分子，似乎他跟别的一切被冲到这里。这全是拉舍的胡思乱想，他思路不清。拉舍走向三排以外自己的汽车时，听到身后不远处有脚步声。这个时辰，在这座停车场，听到身后不远处有脚步声不算不正常，然而这不是正常的时候。拉舍感到自己的整个背部上半身绷紧了。那个脚步声更近了。他慢慢扭过头，似乎在挪动一个沉重的东西。他看到一个穿着一件长长的衣服的男人快步朝他走来。拉舍转过身，迈前一步，张着巴掌狠狠地掴在那个人脸上。他的手掌啪的一声打在肉上，把那张脸打得歪向一旁，让那个身子往后倒在一辆汽车上。他感觉获得了极大的安慰，似乎在经过漫长而辛苦的一天后，浸到了暖暖的浴缸中。过了一会儿，他看到那件衣服是一件双排扣羊毛大衣，黑色的，没有腰带，脸不一样，年纪更大。甚至在他往前一步开始快速说起什么时，他就明白这全是必要模式中的一部分，一阵疲惫感涌上他的心头。

沉默。我们在《每日观察者报》上读到这次袭击事件时——两个人都很快被捕——当我们得知沃尔特·拉舍自己以前被掴过耳光却没有站出来时，我们不知道哪种情况更让我们感到不安，是他袭击了去马马罗内克看望妹妹后回来的丹尼尔·埃廷格医生，还是他长期掩盖信息，而那则信息本来可能对警方有用。沃尔特·拉舍当时马上报警的话，穿着双排扣风衣的那个人也许就会被抓到，要么至少在警方监控和大家提高警惕的情况下，他不至于会一次又一次去袭击人。确实，罗伯特·萨特利夫快速的反应完全没能阻止那个陌生人，事实上，我们在更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情后，一点都不认为沃尔特·拉舍去报警能够改变事情的进程。不管怎样，他的沉默让我们感到困扰，但我们也难以定义是怎样让我们感到困扰。是否他用沉默来承认我们许多人所感觉到的那几次袭击中的黑色事实，即那是种严重到无法承受的侮辱？我们试图想象沃尔特·拉舍一天天守着他的秘密，而警车在每个居住区的街道上巡逻，市民守望委员会看到任何陌生人都会报告，每天的社论中，都在呼吁镇当局采取更多保安措施。我们想到沃尔特·拉舍开车离家去上班，心里揣着那桩秘密。我们想象那个秘密是只毛烘烘的尖牙齿小动物。我们不知道被人掴耳光而守口如瓶是什么感觉。我们不知道夜复一夜，沃尔特·拉舍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的秘密在噬咬他时，心里有过什么想法。

不可避免。我们如今预期会有下一次袭击，感觉那是不可避免的。父母开车送孩子上学，陪他们从街上或者停车场走到教学楼那里。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学校的放学铃响起来时，父母们在前门外面一脸严肃地等着。邻里守望小组的成员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展示他们蓝黄两色的袖箍，那是维持治安的标志。警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不时会让我们停下来，问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任何事情。人们被要求锁上门窗，室内、室外的灯整夜都要开着，时刻保持警惕，看到什么可疑行为都要报告。要么是我们采取的措施有效，要么是那个男人只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行事——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一天天都平安过去了。我们试图预测他的下一步，我们想象那是更严重的违法行为：也许是深夜时入侵一间卧室，我们在睡觉，他进来掴我们耳光，我们醒来会看到他那双愤怒的眼睛瞪着我们。要么既然他已经掴了一个高中女生和一个独居的女人，他会挑一个孩子。他会发现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女孩，他会高高扬起手，耳光掴得如此之狠，让她扑通一下倒在地上。我们紧张地吃早餐，在镇上快步走路，听到极其微小的声音就会扭头。

口袋。大家都明白在目前的氛围下，穿一件双排扣风衣是愚蠢乃至危险的。任何人穿这样一件衣服，都注定会招致怀疑。所以被舍弃的衣服就那么挂在那里，在前门边的大衣架子上，要么是用木头衣架挂在门廊上的衣橱里与地面平行的一根杆上：木头衣架，上了清漆、带有可以旋转的亮锃锃的铁挂钩，薄薄的合金衣架，结实的不锈钢衣架。挂着的双排扣风衣两边是羊毛大衣、尼龙风雪衣、有着人造毛领子、中间絮棉花的大衣、羊毛衫、皮制短夹克、水兵式短外衣、带帽子的皮大衣、灯芯绒运动夹克。双排扣风衣挂在那里，几乎被忘掉，然而没有被完全忘掉。有时我们想到那些被舍弃的双排扣风衣时，不由得会生出一些奇思异想。我们想象那些双排扣大衣有能力离开我们的衣橱，夜里在街上漫游。我们看到它们就像不肯休息、不快乐的鬼魂在镇上漫游。某种心情下，我们想象它们被一阵大风席卷而去，它们旋转着升到空中，我们那些被舍弃的双排扣大衣，它们转了一圈又一圈，袖子挥动着，下摆拍打着，口袋里的东西掉下来，就在夜间的房顶、有着无人值守的救生员座位的黑暗中的海滩、大街上车尾刹车灯高高的上空，各种东西如下大雨般洒下：午餐收据，挂在带有小手电的钥匙环上的钥匙，一条条口香糖，叠起来的列车时刻表，小包的腰果，用蜡纸裹着的半块苹果酒味油炸饼圈，地铁卡，太阳镜盒，能量棒，写在废纸上的电话号码。

马修·丹尼斯。马修·丹尼斯，二十五岁，是《每日观察者报》的记者，查尔斯·克劳斯电话报警后，他被指定报道掴耳光事件。火车进站时，他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身。他那天下午在曼哈顿度过，此时在乘客最多时赶回来。这都是他的老板的主意：跟早晨的人们一起坐车进城，听他们说话，感受一下那种情绪。坐火车回来，支棱着耳朵，给我们描述一下火车上的谈话，还有停车场上的谈话。这份报纸的销量直线上升，大家都在追着读报道。马修本来反对整个安排，最好去居民区走访一下，采访一下住在塞斯卡塔克山的高级管理人员，跟沙尔比萨店边上的加油站的人聊聊，但是他又有什么资格拒绝免费进一趟城呢，再说，他已经听到几段挺好的对话，大部分都已经在他的手提电脑上打出来了。大家都有一套理论：那个人下一次出击会在午夜，那个人当过警察，那个人在为一个纪实电视节目炒作。在马修看来，那个攻击者遵循一种规律，规律为何，却难以摸清。他一开始掴了四个男人的耳光，然后转向女人；他从停车场开始，然后改到镇上的一处停车场，改到居民区的一条街道，改到夜里去一间客厅。似乎他喜欢做的，是让人们有所预料时，突然又改变方式——他喜欢让整个镇措手不及。马修走在月台上，跟查理·克劳斯说了几句话。后来他在台阶旁站了一会儿，看着下面的停车场：灯亮了，不过天空依然是黄昏时的那种蓝色。人们小心地三五成群地走，往四周看，弄清楚有什么状况。一个男的走上前向他借个火。马修一年前就戒烟了。那个男的三十四五岁，脸上棱角分明，长得结实，要不是他穿的是一件拉链拉起来的夹克衫，有可能他就是那个陌生人。一个女的笑了起来，那是种声音尖而紧张的笑，好像是为演戏而排练的一声笑。“我丈夫来接我。”他听到有人说，“我现在不在这儿停车了。”马修走下台阶。早上时，他先是把车停到车站附近，马上又改变主意，选了个更远的地点。他需要跟许多人一起走，听人们在说什么，研究他们的脸庞。他在这家报社的工作绝对是临时的，直到遇上更好的，或者直到他能够开始写一本书，但他还是挺喜欢这件工作，也许有什么前途吧，这种事情永远说不准。他听到一声似乎是强忍住的喊叫，马上转过头，只不过是个女孩子穿着高跟鞋绊了一下，紧紧抓住了男朋友的胳膊。大家都在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在心里想着那个陌生人。马修自有一套看法，他有时候这样认为：每个人都有秘密，自己做过的一件丢脸之事，他们之所以害怕那个陌生人，是因为他让他们想起了那件事，比如自己在大学做过的宁可忘掉的事。他朝他那辆车走去，弯下腰隔着玻璃看了一眼——他有种想法，就是那个陌生人藏在停着的车里，他知道怎样打开车门——把钥匙插进车门。他听到脚步声，一声砾石碎裂的声音，他兴奋而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转过身。那个穿着双排扣风衣的人已经扬起一只手，当手掌啪的一声重重掴在他的脸上，让他流出眼泪时，马修看到那个陌生人眼中无情的怒火，似乎正在宣布一项判决。

聪明之极。第二天我们在《每日观察者报》上读到了那则判决，马修·丹尼斯在里面详细记叙了他模拟乘通勤车、听来的对话、他走向那辆汽车，还有袭击的细节。他不只报道了这次事件：他说那个陌生人回到火车站停车场，证明他有一个聪明之极的计划。袭击者引导我们相信他一心是要进入我们的家，要去攻击我们最缺乏防卫能力的镇民，要去侵犯我们最深层的隐私。在我们准备好听说下次袭击之事时，当我们的警方和守望委员全力关注我们的街道和房屋时，他大胆回到了他似乎已经放弃的最初的作案地点。这样做，不仅让他没有被发现，并且让我们重新考虑起那几次袭击的含义。那个掴人耳光的人远远不是使得人人自危：他的目标不是哪个人，而是这个镇本身。在袭击者心目中，这个镇主要但不是全部由坐通勤车的人所代表，所以7次事件中，有4件发生在火车站停车场。如果想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他会把自己的袭击范围扩大许多。另外乍看上去，会觉得7个受害者差别很大，实则未必。尽管不可能原谅他袭击了莎朗·汉兹和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莎朗·汉兹的父亲是位公司法律师，她在一所资金无忧、声名远扬的公立高中上学，是社区一分子的标志，而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也并不是个拿最低时薪、没有医疗保险、不享受福利的工人，而是一家小生意的老板之一。马修·丹尼斯自己是本地报纸的记者，那意味着在这个镇怎样自我展示这一点上，他是有份参与的。似乎跟其他受害者不一样的是雷蒙德·索伦森，然而问题正在于此：索伦森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欣欣向荣的镇上的其他所有人，在社会等级上占据较低位置的那些人，有时候得干两份工作以能够购物、支付账单。马修·丹尼斯说，这就是袭击的目的，是为了惩罚有过错的人，而不仅仅是居于上层的人，受害者所犯的过错，是居住在我们这个镇。那篇长文的最后，希望我们会少去考虑一点我们的安全，而是更多去考虑为什么我们会犯下这个过错，住在我们这样一个镇上。他自己心里根本没有愤恨，并誓言做个更好的人。

没有过错。尽管马修被袭的细节让我们极感兴趣，我们读这篇文章，却主要导致了不耐烦与憎恨。我们觉得马修·丹尼斯对袭击他的人有种不正常的同情心：我们信不过他对那个人动机方面的分析，重读那篇文章时，我们开始怀疑袭击本身的某些细节。夜里在停车场看到一个愤怒的人扬起手打我们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我们对马修·丹尼斯没有愤怒而感到困惑和被激怒。他的分析中，同样缺少愤怒，这一点过于明显，对于我们的同情，还没有对那个人的多，而那个人袭击了我们的邻居，破坏了我们的平和，吓坏了我们的孩子。第二天早上，愤怒的来信出现在《每日观察者报》编辑部，谴责马修·丹尼斯，质疑刊登这则报道的编辑的判断力。尤其让我们恼火的，是文中暗示我们大家也许都有过错，应当受到惩罚。说到底，我们不是袭击了敌方一个镇、犯下强奸和杀人罪行的某个革新者团伙，我们不是有烟从集中营烟囱冒出来就扭头不看的被动的镇民。不，我们是一个郊区镇上平和、遵纪守法的居民，努力在一个艰难的世界上养儿育女。那个男人是罪犯，必须被绳之以法。第二天早上，一则社论承认了这次抗议风潮，声明某篇文章中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每日观察者报》的。我们越去想这件事，就越是感到马修·丹尼斯的报道冒犯了我们，所以愤慨之际，我们忘了那个陌生人又出手了一次。

等待。我们再去等待，就像人们仰望天空，看有没有暴风雨。这一次，我们察觉有所不同。如今在镇上有愤怒——能感受到它就像风。我们对于街道上存在愤怒而生气，生警察局的气，生要我们为自己辩护的记者的气，而他们的职责，是向我们提供事实，而把自己的破想法窝在肚子里。你能感觉公共场所有种紧张之感，饭桌上有种不安感。位于镇中心的那所邮局的对面街角，有十来个人站在那里举着“让我们的街道安全”和“加强警力”的牌子。有个束着马尾辫、蓄胡须的男人举着块牌子，上面印着很大的红字：“末日将至”。人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图书馆的停车场上一辆车倒车撞上了另外一辆，引发了一场斗殴。我们早早上床，躺在那里聆听。我们在黑暗中醒来，拉开窗帘，从我们的卧室窗户望出去，看那些亮着灯的房子：前门廊的灯，客厅里的灯，车库门上方的泛光灯，似乎我们这个镇整夜都在开派对。

来自上帝的惩罚。随着这阵安静期出现的，有种情形发展得较为离奇，即冒出一些尖厉而狂热的声音，把那个陌生人当作上帝意志的报信人。《每日观察者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中，有封信的署名为贝弗利·奥尔山，信中声称我们这个镇正在因为其罪恶而受到惩罚。我们意识到有一些名字如“耶利哥的女儿”、“天堂主人的先知”的小团体，也许那些团体一直有。“天堂主人的先知”团体宣称那个陌生人是上帝派来警告我们他心中有愤怒，除非我们改过自新。就连我们中间有的把那些想法斥之为无知或者幼稚的人，也免不了会想到那个陌生人就像一位愤怒的父亲，在为我们做了或者没有做的某一件事惩罚我们，要么是为了别的什么事，我们应当知道，却并不知道。

包裹。马修·丹尼斯被袭后的第七天，一个上面写着“警察局收”的包裹被放在邮局台阶的最高一级上，时间在从午夜到早上5点之间。早上5点时，一个来上班的运邮件工在他开的卡车上注意到了这个包裹。那天上午晚些时候，邮局的人碰了一下头，认为要请警察来。关于这件事的传言，最早出现在马修·丹尼斯的新主页上，可是我们得一直等到第二天的报纸才能读到详尽的报道。那个包裹用牛皮纸包着，上面没有写回邮地址。警方确认那个可疑的包裹没有危险。回到警察局后，他们仔细拆掉牛皮纸，发现包着的，是用一个用白色绳子绑着的普普通通的纸板盒。盒子里是一件褐色双排扣风衣，叠得整整齐齐，未附纸条。尽管没有证据，但几乎没什么疑问，这件衣服是那个陌生人的。请来了服饰专家，在实验室做过检验，也在进行全面调查。同时，我们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想让我们怎么想。他在宣布从此不再袭击人呢，还是在警告我们，让我们等着他以另外的伪装重新袭击。有一两周，我们过得心神不定，对极其细微的迹象都保持警惕。第三周快结束时，随着树叶变成黄色、红色，太阳挂在冷冷蓝天上照耀着，我们开始感觉心里慢慢卸下了包袱。

不满。尽管我们能感觉自己正在向着生活的正常轨道前进，感受到所有那些熟悉的快乐与忧虑，然而同时，那种不完整的感觉却挥之不去。我们觉得正确的结局，应该是抓到那个陌生人，他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那是我们亟欲听到的。我们会认真地听，沉思着点头，然后我们会忘了他。我们却只有一个不合适的结局，这个结局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也就是说，根本不是结局。警方的调查一无所获。我们问自己那个陌生人走了，是因为他觉得如果继续下去，不可能不冒着被抓到的极大风险呢，还是他之所以走了，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为袭击7个人而仔细制订的计划。即使我们知道他离去的原因，我们还是不知道他一开始为什么要来。他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袭击结束比袭击本身还要令人不安，因为几次袭击本身总是含有一种暗示，即他会被抓到，真相大白，而袭击一结束，那种始终伴随着袭击的希望也没有了。这种意义上，袭击结束，只不过是它持续下去的另外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是无法被制止的。

被掴耳光的7个人。到这段时间，当我们不自在地寻回我们以前对各方面的感觉时，镇上开始到处都有人会聚一聚，为了讨论和分析最近发生的事。在市政厅和我们两所中学的礼堂，召开过大型公众会议，在商界协会、兄弟会一类的组织、美国女儿会的本地支会，在伦理文化协会、犹太人团体中心，在第一公理教会和无暇受孕教会都举行过聚会，更不用说在客厅、书房和装修过的地下室里举行的私下几个人的聚会。这种聚会上，经常有被掴耳光的7个人中的某位作为特邀嘉宾出席，除了沃尔特·拉舍，他从来不接受这种邀请，甚至理都不理。嘉宾讲15到20分钟，然后回答听众的问题。那个陌生人出现时，他有什么感觉？那记耳光有多疼？你害怕他也许会杀死你吗？他想证明什么？就连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在打破沉默后，也走上了讲台，令人吃惊的是她精力充沛。发言者中最受欢迎的是莎朗·汉兹，她的金色长发从肩膀上披落下来，搭在她那件樱桃红、翠绿和纯白三色的衬衫上，另外还有受到争议的马修·丹尼斯，他穿一件旧的运动外套，一件未扣领扣的衬衫，一条没有皮带的牛仔裤和白色跑步鞋，另外他喜欢在我们前面走来走去，用猛砍的手势和突然转身面对听众这样的动作来加强语气。时不时，甚至会有一位发言者出现在某个边缘团体那里，例如“天堂主人的先知”协会，该协会已经开始吸引更多人入会，如今在租来的会堂里开大会。我们坐在听众席上看着一位讲话者时，有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羡慕之心，似乎不知怎么，因为没有被掴，我们未能参与某个重要的时刻，不知怎么，因为自己的谨慎，而躲过了被召唤参加冒险。同时，我们明白自己正在遗忘那些心神不安的日子里的准确感觉，那些日子，正在滑进历史，带上了一幅多愁善感的乡村画（题为《红色谷仓与云》，《早上坐雪橇》，适合挂在银行、医院候诊室和办公楼大堂的墙上）温暖而柔和的色彩。

花朵绽放。有天早上在火车站停车场，似乎是悄悄说好的，双排扣风衣又回来了，褐色，米色，浅褐色，从一辆又一辆车上下来，就像失色的花朵绽放在清晨的光线中。理查德·埃默里克本来在门廊上穿上了那件双排扣风衣，可是他停下来认真想了一下，然后又脱掉了，重新挑了件领子镶羊皮边的黑色羊毛外套，这件衣服，他通常是选择在一年中更晚的时候才穿的。他在停车场走出自己的汽车时，马上明白自己做错了。他的手指有把风衣腰带两头挽到前面时，有受力的感觉。明天的天气预报是早上有小雨，他会做好准备。

成功与失败。那记耳光开始变得模糊，因为就连它们在我们脑子里的回音也变得越来微弱。这时我们想知道是否自己已经从磨难中走了出来。当然，把那称为磨难有点言重了，毕竟我们没有被谋杀，没有被强奸，也没有被伤害、被捅一刀或者被抢劫。我们只是被掴了耳光。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受到了侵害。我们难道不是感觉在我们的街道和家里，别人以某种不容置疑而又谜一般的方式侵犯了我们？所以，当袭击似乎结束时，我们觉得自己从某种磨难中走了出来，尽管我们还是拿不准自己有什么感觉。有时在我们看来，那个眼里有愤怒的陌生人了解我们的什么事，我们自己却并不知道。有时我们想知道关于我们，他是否想对了，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想对了什么。更多时候，我们排斥这种想法，责备自己未能抓到他，未能阻止他一再袭击我们。在这前后，《每日观察者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文章署名为“本报编辑”，里面讨论了关于陌生人的这个插曲，最后写道现在结束了，我们应当“从中汲取教训”。编辑们没有告诉我们有可能学到什么，除非是需要在我们这个镇上有更多警力，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想到向哪个方向前进。所以在袭击似乎已经结束时，我们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是种未能解脱的感觉，我们成功的感觉也是种失败的感觉。成功与失败两者完全不可混淆，也是失败的成功根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把握。因此我们想知道：我们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永远不可能让它不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当这一切都远远留在我们身后时，我们也许会走在一条街上，在吐露新芽的枫树、椴树的树枝之下。在门廊那里，门廊柱和树枝映在玻璃前门上，前门尚未换成纱窗门。这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冒出来：他有可能站在那棵树后面。我们就更仔细地看着树根一起一伏地向着人行道伸来，看着在草地、街道和远处房屋的衬托下，树皮边缘清楚呈现的地方。当我们在吐露新芽的树枝下面一路走来，树上还绽放着以蓝天为背景的黄绿相间的花朵，从树后，随时会现出一侧肩膀，胳膊举起，一只手猛地向你脸上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