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发生在某间医院的插曲）

E.B.怀特 著

孙仲旭 译

对于波士顿的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动手术的好处之一，就是有资格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医院。简而言之，这让他不再流连街头。我得到命令，须于星期四下午三点前去住院部登记入住，尽管到第二天上午八点我才会失去鼻甲骨。这让我得以在舒服的环境下彻底休息十七个钟头，空度了后半个下午，腋下出汗，用盖布擦干湿漉漉的手掌。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一系列奇怪的事情，让一个人不偏不离地走向一次并无大碍的不幸事件，例如鼻部手术。至于要失去一块鼻甲骨（听上去好像海军有可能用到他们的小型巡洋舰上），我根本没感到很遗憾。事实上，人到中年，对自己身上的几乎每一部分，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交给有关当局。到了我这把年纪，拿掉什么东西正是求之不得。长着中鼻甲骨过了半辈子，除了最爱斤斤计较的人，谁都会觉得够意思了。

我想医院在剑桥那边，但是又拿不准，因为我开车出去时，情绪很低落，每逢这种时候，我从来不会留意自己去了哪儿。不管怎么样，医院那边很不错，靠近一条水流和缓的小河（十有八九是查尔斯河），正好在我的窗户外面，有一棵漂亮的大橡树。病房很小，我也如此。床是可以摇起来的标准床，配齐了可以抽出来的床单、橡胶垫、呼叫钮等等。我原想着床头应该有一只天鹅，就像公园里的游船那样，不过就算没有天鹅，比起在波士顿临时去找时通常预期的，这样的住处还要更理想一点。

好像没什么好理由马上就睡觉，我就只是手里拿了本《大西洋月刊》坐在一张踏脚凳上。过了一会儿，有位护士进来。

“我是马尔奎尼小姐。”她通知我说。

“我叫怀特，”我回答道，“我的体温是九十八点六（*华氏度，相当于37摄氏度），脉膊是每分钟七十二次，血压是低压八十，高压一百四，除了我对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时，那样的话血压会急升。我来这儿做鼻甲骨切除术，”马尔奎尼小姐过来坐到我旁边，她把听诊器挂到脖子上，拿出一根铅笔和一张空白表格就冲我来了。

“你的职业是什么？”

“作家。”我想了想说。

这位护士露出心知肚明的微笑，一位女士在没有因为男士和他们小小的自负而轻易上当时，就会那样微笑。接下来，她开始详细登记我的衣服和个人物品。关于我的衣物，她好像有点拿不准。“你裤子里面穿的是什么？”她问我，一边沉思着把铅笔在嘴里蘸。

“我想不起来了，”我回答道，“穿衣服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事，今天早上好像是一百万年以前。”

“嗯，你肯定穿了什么。我该怎么写？”

“佩斯利围巾？”我这样提议。她想一想写下了“内衣”，然后把清单递给我让我签名。之后她为我量了体温、血压和脉搏。我的体温是九十八点六，脉博是每分钟七十二次，血压是低压八十，高压一百四。“你还是睡觉吧。”她意味深长地说。马尔奎尼小姐就走了。

躺在床上，我感觉放松而惬意，跟我想象死后会感到的一样。我没躺多久，又来了位护士。她身穿实习生制服，一脸高贵的样子，一个人在干活很多却无分文报酬时，就会表现得那样——当然，她正是如此。她端详了我一番。

“你的卡片上写着你是个作家，”她开口了，“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你。”

“你是专门来念叨我没能混出名吗？”我问。

“不是，我来是给你擦背的。”她关上门，我大度地允许她给我擦背。后来我拿到一份镇静药，浑浑沌沌地一口气睡将过去。

手术做得不错。从我的病房到手术室的那一趟，我走得很高兴，因为对于一个活动范围被严加限制的人来说，不管怎样出去一趟，都会感到开心。吗啡让我话多起来，我们在走廊上等手术医生赶来时，我和护工旁若无人地猛聊了一通渔具。那间医院里有几位身份很显赫的人作义工，这位护工看着面熟。我不能一口咬定就是，但我想那是索顿斯托尔州长。这年头，就连在床上，你都永远说不准会碰到谁。几分钟后，看到主刀医生出现在楼里的另一边，有人叫州长继续往里推。他刚把我往通往手术室的门里推了一半，有位护士看到了，不满地咂嘴。“不，不，”她不耐烦地说，“那间是做胆囊手术的。”

州长又把我拉出来，我们去另外一间碰运气。我小心地用手捂着腰，想来胆囊在那个位置。好像一切正常。主刀医生很快来了，就开始工作。在我熟练的指引下，就我所知，该切除的他都切除了，不该切除的他都没切除。这次做得很完美，甚至在手术中间，我得知他的父亲和我太太的娘家人有亲戚关系——不是血缘上，而是在波士顿这里，神秘的线将其儿女愉快而且令人满意地缠结在一起。

因为是战时，医院里当然也不轻松。一个平民住进去，占用宝贵的空间，浪费护士、实习护士、护士帮手和灰衣女士（*指红十字会的义务女医务人员）的时间和力气，仅此就让他感到难堪。不过我发现医院里也有种新的活力，就其本身而言，跟以前一样仁慈和决断，但在每一方面，都称得上离谱。病人入院时，会收到一本小册子，提醒他医院里人手不够，要求他别去没必要地麻烦护士。但凡他有一丝良知，就会不折不扣地照做，决心不去按呼叫钮，除非他就要血流尽而死，要么是房间里失火。他在惟形势紧急才算例外这方面走极端，以至于长远来说，跟他在较为放松的情况下相比，他造成的麻烦可能同样多。我下手术台后还不到两个钟头，吗啡的作用还很强，鼻子还在流血，我就不知不觉下了床，拄了根撑窗户的杆，去跟一扇气窗短兵相接了，我喜欢跟敌人交手时荒唐的兴奋感。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出这种力气远非我所能够，我勉强及时躺回被窝。她们发现我下过床时，走廊上下喧闹一时。

至于日常琐事，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做的。每天早上，我起床后就开始收拾房间，整理好，做了早上在病房里需要干的十几件事。先是弯下身子爬到床底，捡起夜里积起来的浸血的纸巾，这些纸巾在垃圾篓周围掉了一圈，令人丧气，是我夜里未能投中目标的结果。然后我把夜里盖的毛毯漂亮地垫好，放进橱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我还把床摇起来，橡胶垫折痕压平，垫单掖紧，枕头拍成原状，《大西洋月刊》弄平整，还把菊花换到白天插的花瓶里。烟灰缸也要倒干净，脏毛巾换掉，把暖水瓶从它位于床脚的冷冷坟墓里拖出来。有天早上，就像时不时那样，我突然一心追求整洁而欲罢不能，花了有一个钟头时间趴在地上，把以前某位住客留下的发卡清理干净。这活干着有意思，可是跟所有家务活一样，也能累坏人。

尽管医院里似乎人手紧张，而且无疑也是如此，可是依我看，有一个部门配员过多，那就是擦背部门。在擦背一事上，显然既无计划，亦无规律——只是在护士有心情而且能抽出几分钟时，往其日常工作中增加的一种服务而已。有天上午十到十二点之间，我的背部给擦了三次，分别由三位仁慈的天使所擦。但是很奇怪的是，当天上午我的背部不需要擦。我起床后像以前一样干了家务活，等到最后样样干好，在十点差一刻爬回到床上后，我的背部血液在奔流，需要的只是自个儿待一阵子。我一声没吭地接受了三次擦背，可是袭击的猛烈程度和频度让我的鼻子出血更厉害了。午饭端来时，我累得吃不下。刚过午饭时间，有位从来没见过的护士——位大个头、热心肠的女孩——款步走进病房，开始把铺盖剥掉。

“怎么了，护士？”我问。

“我要给你擦背。”她回答道。

“你看，”我一边说，一边虚弱地把床单往里掖。“咱们就让这背呀什么的歇几分钟，你说好吗？”

然而大多数时间，时间一天天、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一个大活人也看不到。因为爱国，我很少按铃，所以很少有人来看我。有次我洗了个澡，是手术后的第二天。有位护士一大早来了，她一句话没说，猛地把小衣柜门拉开，拿出一个盆子、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

“你能洗澡吗？”她说话干脆。

“近几年我一直能。”我回答道。

她把洗澡用具放到架在床上方的粗糙桌子上，递给我一条毛巾。“脱掉上衣，从上往下洗。然后把裤子卷起来，从下往上洗。”她厉声说道，“别把床弄湿了！”

等到她走得看不见了，我悄悄下床把盆子端走，把水倒掉，进了我和另一个人共用的浴缸，放了一浴缸水，美美地洗了个澡。护士们可真是形式主义者啊。

关于这个特别愉快而且有益健康的周末，记忆中最经常想起来的，是某个夜班护士奇怪的查房一事。听说她午夜时来上班，七点钟下班。她习惯在早上五点前几分钟进我的病房，当时我尚在安眠药控制之下，她啪的一声打开灯就给我量体温。她进来时，我会艰难万分地坐起身子，在灯光下傻乎乎地眨着眼，张开嘴让又细又直的体温计放到我又厚又卷的舌头下面。这位护士——她的名字以“A”打头，以某种有刺灌木的名字结尾——极为恬静地站在一旁，在量体温所需的漫长的三分钟里，一直安详地俯视着我。她嘴角流露出微微笑意，兼有嘲笑和纵容。新的一天过早开始，就在这个万般难受的时辰，她忠实地履行她可笑的职责。灯光下，她纹丝不动，沉着冷静，显得既疯狂，又美丽。她似乎——当然不可能——完美无暇。我在药效控制下的意识徒劳地想把她的相貌归类时，温度计抵着我的舌头，水银柱开始缓慢而费时甚久地向着正常标度爬升。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她长得高还是矮，头发是黑色还是金黄色的，姿色平平还是漂亮，可是在她平静而不合理地关心我的体温这件事上，在那个不合理的时辰，她就是美丽和荒谬的化身，生活便是如此微妙地混合着。我住院的最后一天早晨，我打破了神秘的沉默，以前我们这种仪式一直为沉默所包围。

“大姐，”我总算能咕咕哝哝地说出话来，让温度计无情地跟我的门牙磕碰。“干吗天不亮就把我弄醒，来上演这出不痛不庠的哑剧？”

她的表情一直没变，不过我字字清晰地听到了她嘴里说的话：“眼下正在打仗，老兄。”她说，“我下班前要量二十六个体温，我从你开始量，也没什么鬼理由。”

我露出一丝自豪的微笑，举起右手做了个“V”字手势，就像我在照片上看到丘吉尔所做的。然后药效又控制了我，醒来时，她已经走了。第二天，我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