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与《动物农场》

孙仲旭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于1944年初完成了《动物农场》，这本有着童话的外表，却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薄薄小书出版以后，令奥威尔声誉鹊起，它和作者的另一部反乌托邦名作《一九八四》一起，为奥威尔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奠定了基石。

因为《动物农场》，让不少评论者把奥威尔跟英国讽刺文学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相提并论，后者的《格列佛游记》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著，同样是貌似童话，同样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我们可以看到，奥威尔的一生及写作都与政治紧密相联，在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时，他坦然承认“过去的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为何写作》）。奥威尔时常流露出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特点，经常凭冲动行事，他的一生在政治上也有过曲折的发展道路，会根据自己的认识修正自己政治观，所依据的是自己的良知。出生在殖民地小官员家庭的他从小可以说是个帝国主义者，小学时，他写过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诗歌，从著名的伊顿中学毕业后，更是当上了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殖民地警察，但是短暂的警察生涯把他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反对者，让他毅然辞去这份薪水不薄的工作。在社会底层和接近底层的状况下生活了几年后，最终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却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运动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良知出发，对社会公正有着执著追求的人，用他的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的话来总结就是：“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

奥威尔写作《动物农场》以及后来的《一九八四》并非偶然，1937年，他从西班牙内战战场归来，让他的写作有了新目标（“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1936年底去西班牙参战，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奥威尔死里逃生从西班牙回来，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揭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西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抱以希望时，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以童话形式写成的《动物农场》便是这种思想推动下的产物，人们会注意到其锋芒所向首先是批评苏联，奥威尔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译本中也这样承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一直相信要想振兴社会主义运动，就必须打破苏联神话。”除了这一点，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它描写的“被背叛的革命”。的确，从“有压迫就有反抗”的角度出发，革命有其正义性，但历史上已经有数不胜数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有多么容易被异化并追求绝对权力的领袖所乘，推翻一个暴政的结果是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就像《动物农场》中农场主人曼纳刚被赶走后的动物农场）后，又进入一个等级森严的暴政社会，统治者高高在上不受约束，被统治者极度缺乏个体权利。在这方面，奥威尔触及的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他无疑是通过这么一部作品，向读者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警告。

谈完了《动物农场》的政治意义，也应该肯定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完成《动物农场》这书前，奥威尔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即弃用花哨的词藻，文风平实有力，时时体现出作者的价值观及真诚。《动物农场》也是这样，它虽然篇幅不长，却作为童话、作为讽刺作品都堪称完美，并且经常被认为是英语的典范文本，成为学习的对象。

因为《动物农场》的讽刺主题，奥威尔在完成写作后，最初在英国寻求出版时，由于正处于二战中的英国与苏联尚是盟国，所以让《动物农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出版也颇费周折，最终面世前，被5家出版社拒过稿。而到1945年8月出版后，在冷战初露端倪的背景下，《动物农场》很快成为畅销书。后来随着全面冷战的开始，这本书更是和《一九八四》等书一起，被用作冷战的宣传工具，结果在不少人眼里，让无论是奥威尔，还是他的作品，都和“宣传”牢牢挂上了钩。但是冷战已结束久矣，就连《动物农场》直接讽刺的对象苏联也早已灰飞烟灭，而奥威尔的这两本书至今流行不衰。上世纪末即将结束时，在兰登书屋的《当代文库》评选的20世纪百大英语小说中，奥威尔的这两本书皆列单中。《动物农场》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在中国也知音不少，在内地出版首次后的近二十年来，至今已经有了七八个译本，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这本书出版之初，奥威尔在伦敦忙着去了一间又一间书店，将其从儿童读物搬到成年人读物那边，如今我们知道，奥威尔是多虑了，我们读这本书，应该不会忽略奥威尔在讲述一个动物童话的同时，向我们发出的郑重警告或者预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动物农场》具有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