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的小镇》。（2013-12-2）非常好，关于生，关于死。译得很好，例如这句：“我觉得他没抽烟，韦伯先生。了不起一年抽个两三根。”

2．《斯通先生与骑士伙伴》。这本小长篇在奈保尔的著作中并不突出，其实不错。30岁的奈保尔在1963年写出了一本关于公司老职员的好书。

每个无法去办公室的周日都加剧了他的焦虑，让他渴望周一的到来，渴望工作日里那种倏忽而过的状态。尽管他知道那种充实其实是虚假的。他做的办公室日志，记录的每一次会议，需要做的每一桩事情，都只不过是为了让他觉得自己很忙，很重要。

像往年一样，他带走了一个奥莉薇做的布丁。他从没把放布丁的碗还给过奥莉薇。这些碗都被洗干净，白白的，放在米林顿掌管着的橱柜里。加上今年的这一只，它们摞得整整齐齐的，就像他的经历，他的过往。

每天刮胡子的时候他都会研究窗外的这棵树，直到完全记下了每一根枝丫的样子。在对这个生物的凝视中，他体验到了生命的可靠。他开始把这棵树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个记载着他的过去的标志物，因为它和他一起经历了很多岁月。春天的新叶、夏天的绿荫、冬天的枯枝。他并不把这些看成是生命在被慢慢消耗。这些只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象征着生活经验的增长，他的过去变得越来越长。

3．《外国文艺》第6期。

摘几句：

我比较赞同傅雷的“神似”说，其中的“似”既有“等值”的部分含义，又很有分寸，不强调过头，而“神”字则牢牢抓住了事物的内在本质，“神似”一说，很符合辩证法，概括了翻译的本质特点，也为译者提供了充分的创造空间。—黄源深

要做到既准确又灵活，靠的是学识和经验。依恃学识吃透原作的精神，根据这一精神，借助经验寻找最佳的表达方式。精神只有一个，但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只要抓住精神，就可以大胆变换表达方式，而不会走样，这就是通常说的“艺高胆大”也。—黄源深

黄源深：译者在翻译小说的时候，需要感情投入，深入角色的内心，并将人物的情感演绎出来。译者仿佛是演员，扮演着书中的角色，只不过是多个角色。只有与人物同喜、同乐、同怒、同悲，才有可能把人物激活。设想自己就是笔下那个人物，处在书中所描绘的特定情境下，会有怎样的想法，并会以什么方式表达出来。这样，译者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用译文传达出来的感情也更加真实，更接近书中角色的实际心理。面对原作，译者一方面要仔细琢磨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要吃准文字所透出的情感色彩，并努力用中文加以再现。

我们在黑暗中工作——尽己所能——倾己所有。我们的怀疑是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激情是我们的任务，余下的，是艺术的疯狂。— 亨利·詹姆斯

4．《译者的尴尬》。译者就译者所写的文章，也收入了我的一篇小文章。感谢编者、出版者这样重视译者。对翻译及文学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摘几句：

你能看到咄咄逼人、狂放不羁的作家和诗人，但从来看不到这样的翻译家，因为他们内心十分平静谦卑，仅仅把翻译当作一项介于学术和文学之间的严肃事情来做而已，并不认为头顶上那个“家”有多少光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自己翻译得好，成就大多归于原作者，如果翻译得不好，则是自己失职。—黑马

是的，翻译一位我们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在我们既是一种献身也是一种享受。我们真的常常会忘记自我，变成作者的代言人或替身，将他所思所想、所经历的苦和乐再思想一次、经历一次，以致忘记了自己周围的现实，忘记了流逝的时间，忘记了工作的劳累。—杨武能

文学翻译家还必须爱自己翻译的作品和作家。但这种爱不应是痴迷的爱，神魂颠倒的爱，就像热恋者之间那样；而应是敬爱，是冷静的有分寸的爱，就像一位艺术鉴赏家之于艺术珍奇，抑或忠实的仆从之于贤明的主人。— 杨武能

尽管译者的名气难比作家，而地位又不及学者，还要面对这么多委屈和难题，翻译仍是最从容、最精细、最亲切的读书之道，不但所读皆为杰作，而且成绩指日可待。在翻译一部名著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间，幸福的译者得与一个宏美的灵魂朝夕相对，按其脉搏，听其心跳，亲炙其阔论高谈，真正是一大特权。—余光中

作家的责任，在勇往直前，尽量发挥一种语文之长，到其极限。译者的责任，在调和两种语文的特色：既要照顾原文，保其精神，还其面目，也要照顾译文，不但劝其委婉迎合原文，还要防其在原文压力之下太受委屈，甚至面目全非。—余光中

英国诗人兼评论家柯勒律治曾说诗是“最妥当的字眼放在最妥当的位置”。如果译者也有相当的机会，来妥择字眼并妥排次序，则翻译这件事也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创作了。何况译文风格的庄谐、语言的雅俗等等，译者仍可衡情度理、自作取舍。其成王败寇的后果，当然也得自己承担。—余光中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郭璞的游仙诗句呈现了多么生动诱人的表情。如果译成“灵妃看我笑，明亮露白牙”，说的还是那件事，但已面目全非了。……文言译为白话，已经大走其样，一国文字要译成他国文字，可见更难。—余光中

回想往日，少年气盛，提起翻译，多少有些自负。可是年齿加长，越来我越心虚。翻译何尝容易，某些译文，自己校勘出来的错误，远在热诚的读者指出来的数倍以上。—李健吾

创作如若是艺术，翻译在某一意义上最后同样也是艺术。我说的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在这里从事的，不是机械地介绍作品的内容，而是企图把原作应有的全部生命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最好的翻译总是通过译者个人的存在而凝成果实的。在凝的时候，首先却要结合着爱。—李健吾

然而翻译的困难，实在不下于创作，或且难过创作。第一，要翻译一部作品，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更须真能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还不够，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已经这样彻底咀嚼了原作了，于是第二，尚须译者自己具有表达原作的一副笔墨。—茅盾

5．《逃离》（2013-12-24）。诺奖作者艾丽丝·门罗的短篇集，2009年出版，是国内引进的第一本门罗短篇集。我当时就购买了，主要是想学习李文俊老师的翻译。这次看了后，感觉门罗也许不算是我的菜，但是其中有一篇《播弄》很是喜欢。抄几句：

生活的要义，哈里告诉劳莲，就是满怀兴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睁大你的眼睛，要从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身上看到各种可能性。

重要的是我们相遇了。

有些时候，他都无需问为什么自己要跟她在一起。在这样的时候，逗弄她，或者被她逗弄，都会使时间不知不觉很愉快地度过。

6．《“译”论纷纷》。书中信息量挺大，范围挺大。成昭伟教授提到许多人把一文中的“afterlife”译成“来生”或“来世”。而“‘来世’或‘来生’均为东方佛教用语，指人的生死轮回，而基督教徒认为人死后灵魂仍在，或升入天堂，或堕和地狱，并无‘来世’或‘来生’之说。鉴于原文作者基督徒身份，应把‘afterlife’理解为‘人死后的那段时光’。”

不能因为追求译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风格。如果去掉的文字过多，读来会觉得迫促，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如果可省的字留过多，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这都需译者掌握得宜。—杨绛

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利容易，译起来马上出现料想不到的疑难，而这种疑难并非翻翻字典、问问人就能解决。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敢或不肯躲闪而强作解人，那又是胡猜乱测的“讹”。— 钱钟书

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造就一位译者，实非易事，所以译者虽然满街走，真正够格的译家并不多见。—余光中

翻译如做人，不能放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迎风飘荡。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学养、经验，在取舍中作出选择。——金圣华

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有人说，上乘的译文看不出是翻译。我担心那样未免近于“烂”。反之，如果译文一看就是翻译，恐怕又失之于“生”。理想的译文，够“熟”就好，不必处处宠着读者，否则读者一路“畅读”下去，有如到了外国，却只去唐人街吃中饭一样。—余光中